小姐、老师与同志
——小议词语的变迁
我从一篇网文上看到一条让我惊诧的信息：妓女称嫖客为“老师”。看来不是偶然一叫，而是蔚然成风了。这真让我这个以老师为职业的人情何以堪，直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想起了一位日本学者的话，改革开放糟蹋了不少好词，遂有此文。
比如“小姐”的遭遇。在1949年前“万恶的旧社会”，小姐是对官绅人家未出阁女儿的尊称，后来也包括商家等有产者的闺中女子。如果称平民小户的姑娘为小姐，分明是高抬了。到了“新中国”，则至少有30年讳言小姐，以前的小姐都成了改造的对象，检查交代的主体，谁还稀罕？管谁叫小姐，无异于骂她是剥削者的后代，犹如文革中直呼的“狗崽子”。大概是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互相泛称的“同志”，复归为政治场合或共产党内的“官称”即正式称谓，而在民间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先生”和“女士”这一对中性的尊称大行其道，包括称年轻的女士为“小姐”在内，有些中年女子也愿意人们称她们为小姐。那时候你叫“售货员同志”她可能装听不见，但一声小姐就能叫正在扎堆聊天的她转过脸来。但事情不断起变化，你若不能与时俱进，结果有一天，连叫了三声小姐没理你，叫第四声时，没有好脸给你看：“谁是小姐！？”因为小姐一词已经沦为“三陪小姐”以至直截了当叫作性工作者通用的代称或敬称了。
文革时期，“敌我分明”（实际上界限又很模糊），不是什么人都属同志。于是一度流行互以“师傅”相称，既带着厂矿工人阶级特色，又透出传统的师友之谊，真是天才的创意。文革后，有些老同志反感以“师傅”代替“同志”，经过博弈，一部分人回到“同志”圈，一部分人突破为“先生、女士”派，其后又有一部分，从“先生、女士”和“师傅”分流为以“老师”相称。后来异议之声又起，好像是说对谁都称老师，让可敬的老师们贬值了。维护师道尊严之心亦良苦矣，只是这位老师万万没想到，妓女正对嫖客称呼老师，嫖客想来也当仁不让地应声答对！
小姐也罢，老师也好，词语都还照旧，只是所指转移，看来应该说，是词义的变异，形成了词语的变迁。
从初版面世至今58年的《新华字典》，是一本功不可没的普及性语文工具书，而且贵在袖珍，物美价廉。新出的第11版，如同过去各次带有历史烙印的修订版一样，既记下了一个时期词语、字义、字音等的新发展，也对语文的规范化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应该不是食古不化的，同时应该也不是随波逐流、追风媚时的。这里的分寸怎样拿捏，的确是很费斟酌的吧。
我没看到新的版本，我估计对于“小姐”这个已经行之有年的词义变异，还没有急于定格。“老师”，更不会急于注释为“也渐成为妓女对嫖客的称呼”——因为，据说中国社会中我们习称为“妓女”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嫖客”和“嫖娼”现象，尚未取得正式的承认。在官方词汇中，这些是以“黄（色）”为代称一笔带过的，当然入不得字典了。至于“小姐”能不能回归“一般对未婚女子的尊称”，“老师”能否不变异为“嫖客”的代称，而保持其两千五百年来从至圣先师孔夫子起始的崇高地位，这个谁也说不准，一切将取决于汉语言主体的全国成年人的口德，特别是有话语权的媒体人和其他使用文字、语言为主要工具的各专业工作者吧。
而“同志”这个从“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起自古已然，到“红色年代”因富于意识形态色彩而呼遍遐迩的词语，其实也面临着时代风云的挑战。挑战者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敌手，而是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在尚处于舆论争议中的同性恋者群体。因为几十年前，操华语的香港等地，“同志”已经成为同性恋者彼此之间的互称了。最近因吕丽萍女士转贴有关网文引起的轩然大波中，纸面媒体也已经使用“老同”这样的字眼（老同之同，作为简称，在这里应是既指“同性恋者”，又指“同志”，或“同性恋者同志”吧）。如果对这样影响广泛的语言现象视若无睹，恐怕就落在不断发展变化（不管这种发展和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意愿）的形势后面了。
附：
称谓的嬗变及尴尬
——以“同志”、“先生”、“小姐”、“师傅”为例
人际交往离不开称谓，有些称谓千百年间并无太大的变化，有的却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某些称谓的变动之快，可谓是史无前例的，简直令人不知所措。本文就以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的几个称谓——“同志”、“先生”、“小姐”、“师傅”等为例，略作一点考察。
同志
“同志”一词，始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即志趣相同、志同道合的意思。又如，《新唐书·李德裕传》：“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辽史·道宗纪一》载，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太后。这应是“同志”的本意。
作为称谓，它有多种含义。一、指志趣相同、志同道合的人。如，《辽史·王鼎传》：“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有题为《教思堂作示诸同志》诗；同书卷60《答潘子善》：“不知秋冬间能率诸同志一来为旬月之集，以尽所欲言者否？”元好问《遗山集》卷40《跋张仲可东阿乡贤记》有“又誊写别本，以示同志”句。二、近代以来，“同志”成了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人、特别是一个政党成员之间的称谓。如孙中山的遗嘱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他在致前苏联遗书的抬头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鲁迅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后一种含义，是近现代被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据《汉语大词典》载，“同志”称谓的含义还有：同心人，指夫妻；指结为夫妻；犹同性，性质相同等。不过，这几种在现代书面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都很少使用。
从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50~70年代，“同志”这个称谓曾经是那么神圣和亲切，一度成了不分尊卑、老幼、男女的称谓。彼此不必志同道合，也无须是同一党派。
几十年前，我看到过一个小册子，名为《妈妈同志》，因为书名特殊，就记住了。大意说，革命者、中共老党员任锐在其夫孙炳文于上海龙华就义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她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与其女孙维世同班。当时，任锐已年过半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同志”。在一些反映革命时期我地下工作者的影视作品中，常常有他们相见时互道“同志”的激动情景，我虽无亲身体会，想来这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
“文革”期间，“同志”称谓的使用对某些人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他们都不是“同志”了。只有当他们被“解放”时，才有资格回到“同志”的队伍中来。那时叫一声“同志”，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难得和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这个曾经在半个多世纪来是那么神圣、亲切、普及的称谓，却不很时兴了，被“先生”、“女士”、“小姐”等所代替。当“先生”、“小姐”之类的旧称谓重新时髦之初，许多中老年朋友去商店购物，一时不习惯称售货员为小姐，依旧叫“同志”，结果常常遭到白眼，人家认为你太土，跟不上形势。只好接受教训，尽量少用称谓。至今，我仍很留恋“同志”的称谓。几年前，我去台湾做学术访问，同一位教授聊天，谈到当前使用称谓的尴尬与困惑时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人们日常交往时，往往不分性别、年龄，统称同志，不必过于斟酌，十分方便。”这位教授笑着回答说：“在台湾不行，现在的‘同志’是同性恋者之间的称呼。”回来后，我在网上查了一查，果然如此，真是孤陋寡闻。
先生
“先生”也是个历史久远的称谓，《论语·为政》：“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据注疏，这里的“先生”指父兄。《汉语大词典》载，“先生”作为称谓，还指年长有学问的人，老师，先祖，致仕者，文人学者，道士，妓女，以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为业的人及一般人之间的通称，等等。不过，在现代的书面语言和口语中，多指老师、年长有学问的人，旧时民间较流行称以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为业的人为“先生”。近一二十年时兴的妻子称丈夫为“先生”，原来古已有之。汉刘向《列女传·楚於陵妻》：“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这里的“先生”即指她的丈夫。
长期以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先生”是被用作尊敬的称谓。不过，20世纪50~70年代，也作为对被打击、讽刺、调侃对象的称谓。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内）在你们手里。”又说：“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大约从这时起，“先生”称谓除了固有的含义外，多了一层贬义。改革开放以来，在许多场合下，“先生”、“女士”之类又逐渐成为最普通的称谓。
小姐
“小姐”称谓，与同志、先生相比较，出现晚而变化大。“小姐”或“小姐姐”最早见于宋金文献。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女真南徙”条载，贞二年（1214）蒙古围金中都（今北京），宣宗派人议和，蒙古遣使来金国选女，宣宗以“允济（卫绍王）第四女小姐姐”秀丽聪慧，遂把她送给蒙古来使。《两朝纲目备要》卷15和《大金国志》卷24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条载：“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刘小姐（有作“小姐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杀。”岳珂《史》卷6“汪革谣谶”条记载，一个叫洪恭的人，“有妾曰小姐”。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条载，杨安儿“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有妹曰小姐姐（原注：或云其女，其后称曰姑姑），年可二十……”马纯《陶朱新录》载：“吏部侍郎陈彦修有侍姬曰小姐”。从以上可见，“小姐”或“小姐姐”应是宋金时期常见的女孩儿名字。
现今流行的辞书《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多把“小姐”解释为宋元时对地位低下女子的称呼，或谓宋时称乐户、妓女、宫婢等。以上结论和征引史料，大体上是沿袭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38“小姐”条的考释和论证。其主要根据：一条是宋人洪迈《夷坚三志》己卷第四“傅九林小姐”：傅九“好狎游，常为倡家营办生业，遂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约窃负而逃”。另一条是钱惟演《玉堂逢辰录》：“其日，勘得掌茶酒宫人韩小姐称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如果仔细推敲这两条引文，似乎只能得出林小姐、韩小姐是身为乐户、妓女或宫人的人名，未必就是称谓。打个比方，这就像当今许多女孩子名叫“媛媛”、“婷婷”、“佳佳”等，其中有人是演员、歌星，但不能说这些名字就成了演员、歌星的称谓。再者，前面谈到的金国卫绍王四女名小姐姐，也是将“小姐”解释为宋元时对地位低下女子的称呼之难于成立的有力证据。金朝中期以后，汉化程度已经很高，居然给公主取一个含义同妓女、宫婢的名字，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那种认为宋金时期的“小姐”是指乐户、妓女、宫婢的说法，根据不够充分。
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中，红娘称崔莺莺为姐、姐姐，张生也称红娘、崔莺莺为姐或姐姐，又据前面提及的刘小姐也有作小姐姐。由此看来，宋金时既有以“小姐”、“小姐姐”作为女孩儿的名字者，也有把未婚女子称姐、姐姐、小姐姐的。在五代、宋代女子人名中，也有用“娘”作名字的，同用“姐”字情况近似，其地位出身尊卑，也无明显区分。如，宋人罗烨《新编醉翁谈录》乙集：“皇都名娼楚娘者……”癸集：“此妓者谢福娘之家也。”然而，同书己集：“意娘者，五代周时人也，乃儒家之女。”壬集：“开封华椿年，以吏部侍郎知齐州事，娶长安郑氏，生一女，名春娘。”后两者的出身不卑。
到了元代，依然流行女子取名“姐”或“小姐”，当然，她们之中也有作妓女和宫婢的。署名“雪蓑钓隐”所辑《青楼集》记载了近百名杂剧艺人和妓女，其中有三四人名字中有“姐”或被呼为“二姐”、“三姐”等。明朱有《元宫词》：“宫里前朝驾未回，六宫迎辇殿门开。帘前三寸弓鞋露，知是小姐来。”据近人傅乐淑注：“元宫人称南方女子为小姐儿。”虽未举所据，也可备一说。
元代“小姐”一词，已成未嫁女子的通称。王实甫《西厢记》（简称《王西厢》）中，红娘称崔莺莺为小姐或姐姐。如，红娘说：“小姐有请。”“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法聪和尚对张生说：“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张生称崔莺莺为姐姐、小姐，称红娘为姐姐、小娘子。又如，元郑德辉《㑇梅香》杂剧：“小姐是未出嫁的闺中女，怎敢把淫词来戏谑。”在日常生活中，姐姐、小姐、小娘子等称谓大体通用，只是分寸上略有不同。称小姐，表示礼貌；称姐、姐姐表示亲近；称小娘子，似乎表示二者兼而有之。
从金《董西厢》和元《王西厢》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一点金元间“小姐”称谓的变化。在《王西厢》中，“小姐”称谓多次出现，而在《董西厢》中，红娘、张生都不称崔莺莺为“小姐”，而称姐、姐姐；在《王西厢》普救寺僧人称崔莺莺为小姐之处，《董西厢》中则称“女孩儿”。由此反映出宋金时“小姐”作为称谓，尚不普遍。
明清以来，在日常生活和戏曲中称未婚女子为“小姐”，已经很普遍，这里就无须举例说明了。至于明确称呼地位低下的女子（如妓女）为“小姐”，恐怕是宋元以后的事情。
在20世纪前期，“小姐”依然是对未婚女子的礼貌称谓。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中，诸如张小姐、李小姐、密斯张、密斯李之类的称呼随处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观念的更新，旧时的许多称谓在日常交往中已经很少使用，尤其是“老爷”、“太太”、“小姐”等，几乎绝迹。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地将“小姐”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如果哪位女士稍稍讲究衣着打扮，便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大约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此都有切身的体验。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小姐”这个被废弃半个多世纪的称谓又突然时兴起来，以至你在商店购物时再把“小姐”称“同志”，会遭冷遇。近些年来，风尚丕变，“小姐”又同所谓“三陪”挂了钩，你仍称人“小姐”，则往往受到抢白：“你叫谁小姐？”时下真是不知该如何称呼年轻女性了。
师傅
“师傅”，见于《春秋梁传》卷10：“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这里的“师傅”指老师。据《汉语大词典》载，“师傅”有如下几种含义：老师的通称，太师、太傅或少师、少傅的合称，对僧道的尊称，对衙门中衙役的尊称，对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尊称。在现代汉语中，“师傅”主要是指老师及对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尊称，特别是在工人和艺人中用的较多。“文革”开始以后的一二十年间，“师傅”一度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普通称谓。1968年夏天，“文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上和学校内各派武斗不止。毛泽东指示：“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学校，于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成了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大约就是从这时起，“工人师傅”的称谓随之广泛流行起来。后来推而广之，“师傅”几乎成了一个用于不同职业的普通称谓，以至出现了称“解放军师傅”、“警察师傅”之类的笑话。
称谓的变化是同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相联系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给“同志”这个古老称谓赋予了新含义，在革命者内部流行。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同志”成了神圣、亲切而且也是普通的称谓。“小姐”称谓的几起几落，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氛围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至于“师傅”称谓在二三十年前的畸形流行，则是同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分不开的。
称谓的变化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根本上说不能摆脱约定俗成的制约，然而，必要的规定、倡导、呼吁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年来，许多地方党组织和媒体重温以往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和中共中央通知精神，如，毛泽东于1959年8月3日致刘少奇、周恩来等关于在党内“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的信，及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一些地方党组织重申在党内称“同志”的规定，这是令人欣慰的。我想，有关部门、社团和媒体对常用称谓的使用作些推荐、倡导和宣传，成为礼仪教育的一个内容，对于规范称谓，净化语境，减少人们日常交际中在称谓上出现的尴尬和困惑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