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

无聊读书，翻到一册《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毛泽东主席算得上大知识分子，然而在历代帝王中他却偏爱文盲，比如他认为：“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于谈论刘邦时更概括道：“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看来，毛泽东偏爱文盲皇帝并非一时之兴起。
　　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就因为“老粗出人物”和“老粗能办大事情”？从逻辑上讲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算你举出若干实例证明了老粗中不乏杰出人物，但别人也可以同样举出知识分子中办出大事情的优秀代表。所谓举例法，只适合普通人讲些浅显道理，至于科学性，那就差得太远了。
　　不必讳言，毛泽东的思想系统里存有“反智论”的色彩。这其中是有渊源的。想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馆员时，也曾受过不少大知识分子的白眼与漠视；中共起家初期，都是知识分子领导，可还是以失败告终；井冈山割据时，毛主席一度被留洋归来的高知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共领导层，毛所独创的游击战术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也被视为土包子弃置，其结果不仅是毛个人怀才不遇，一度沦为边缘人物，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损失。这一挫折对毛泽东肯定是创巨痛深，没齿难忘的。曾有学者指出，毛一生最厌恶和反感的就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原因大概就肇始于此。
　　“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当然是读书人才会有的，中外皆然，但把这两个“主义”和读书人紧密相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几乎因此而成为读书人的原罪，却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历史积淀，也难怪，在一个极其实用功利的文化背景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理论知识当然会沦为笑柄，否则你无法解释我们关于“书呆子”的笑话、故事为什么会如此之多。
　　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再加上个人的遭遇，毛泽东与“反智论”的关系便不难索解了：从厌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发展到不屑皓首穷经的书生，进一步便是对读书人这一群体感情的变化了，正如他1942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自述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最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所谓“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云云，实无法用逻辑解释，只能从心理、情感上找原因。
　　受“反智论”影响，偏爱文盲皇帝便在情理之中了。这也就难怪立国后怪象联翩了。文革时我尚小，记得学校所有的老师都要恭恭敬敬地接受“贫协”主席的教诲和领导，尽管他大字都不识几个。尤其是城市的那些读书青年都必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其实按现代开放的眼光，中国之积弱就是从朱元璋的“厉行海禁”开始的，更不必提在这类铁腕主子治下辗转呻吟的小老百姓的痛苦了。
　　人类先民的“反智论”的确有睿智的一面——《老子》、《庄子》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警句，它提醒我们警惕知识发展、文明进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也仅此而已，如果成为“反智论”的俘虏，那就真应了“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这句老话了。

走笔至此，我想起了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一件趣事：袁世凯对人评价张之洞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对曰：“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