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如此焦虑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1年，雾霾天气击中民众的“污染焦虑”；食品行业的新国标制订引起人们“食品安全焦虑”；“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会”事件引发“公益焦虑”；“限堵令”与“出行难”带来“拥堵焦虑”……这些纠结与争议的背后，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公共焦虑”。

    “公共焦虑”并没有出现在2011年的年度热词和年度汉字里面，不过，纵观十大热词，HOLD住、乔布斯、高铁、地沟油、校车、郭美美、伤不起、PM2.5、谣盐、占领华尔街，包括年度汉字“限”，这中间，只要与中国国情挂上钩，无论哪一个字词，其实都渗透着民众深深的焦虑。可以说，“公共焦虑”已经成为这一年中国社会繁复图景的浓浓底色，挥之不去、欲罢不能。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焦虑？

    一者，现实生活中确实可能存在公众情绪相互感染、相互激发的情况，经由互联网的强大动员力，一旦发生一起公共事件，则整个社会的关注立刻聚集起来，蔚成声势。以校车事件为例，从甘肃正宁到江苏丰县，两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校车事故发生之后，迅速吸引了无数的目光，人们开始认真检讨和审视身边习焉不察的安全隐患，并进一步深入追问，我们的下一代到底面临着一个怎样的求学之路。这一事件激起的舆论回响如此之大，是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所始料不及的。因为，从2000年前后全国大规模撤并农村中小学依赖，孩子们这些年都是在这样一种因陋就简的状态下走完上学路的，目前官方也正式承认了这一决策失误。

    正是因为网络的高度互动，媒体的强力介入，才使得以往处于蛰伏状态的“公共焦虑”发散开来，并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相互之间的情绪传递，使得一些价值迅速凸显、一些意见迅速传播，当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共识也在一点点的逐渐形成。以微博为主体的网络系统，社交平台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围观就是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讲，网络不再是虚拟，而是非常实在，实用的。

      再者，“公共焦虑”如此之深广、之频繁，也折射出时下公共决策的迟滞、含混和霸蛮。大凡能够进入“公共焦虑”视野的，往往都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公共话题、公共事件，是众人之事而非一己之私事。社会公众对此表现一点关心，希望多一些参与，甚至期待有自己的一份表达，都在情理之中。往小里说，这样的参与关乎个人利益、内心安宁；往大里说，这样的参与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最为珍视、而当代中国也最为稀缺的公民精神。负责主持这些公共事务的政府、社会组织等等，理应以包容、宽容、开放的心态直面公众，持平做事，而不是习惯于权力宣示、封闭运行、暗箱操作等这样的路径依赖，为众人包办这些公共事务。

      为和谐计，仅以PM2.5监测为例。公众明明已经体感到了空气的污浊，而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还在那里大唱高调，甚至偷换概念，说什么“雾天不等于污染天”、“现在与以前比有进步”，云云，这样的回应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官方的监测数据和公众的直观感受为什么会有差距？日前，国家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接受媒体访问时披露：“个别地方一些主政者，不是把精力放在改善环境质量上，而是放在改善环境数据上。”（《京华时报》12月22日）官员一旦热衷于改善“数据”而非“质量”，民意又如何能够不焦虑？

      还是在2010年，一个“被”字风行一时，进入2011年，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之下，特别是中央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之后，民意“被代表”的情形正在改观，公权力也开始习惯了被质询、乃至主动开放的变化。此种变化值得肯定，要知道，公共决策的核心在于公共参与，而其生命力、公信力，也来自最广泛的公共参与。而开放一旦起步，就不可能停下来，民意肯定会要求更大的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政府不断释放善意，而民众的“公共焦虑”也在一点点消解。眼下，国家环保部公布PM2.5监测发布时间表，称明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要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这样的表态，可以看做是政府对于民意焦虑的积极回应。

      可见，政府、包括一些社会组织，都应该找到行为的边界，而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在这样的边界中逐渐清晰。正如专家已经指出来的，在公共事务领域，政府部门应将信息发布模式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模式，转化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反馈-协商”模式。如此，方才有可能真正化解“公共焦虑”。

      要之，不是我们总是喜欢焦虑，也不是我们总是喜欢传递焦虑这样的负面情绪，而是政府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回应民众的公共焦虑。现实世界的惊心动魄，总是远甚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感受，生活在焦虑之中的公众，幸福不免太过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