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韩寒的堕落还是我们的错愕？

十多年前，有一部很火的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风靡全球，如何励志如何展现美国梦我就不说了，里面有一个场景我觉得很有深意：阿甘突然停下他横穿美国的跑，转身对着那些期待他发表演讲的追随者们说的那句话：“我累了！我想回家。”然后，阿甘无视追随者们顿失领袖的茫然，径自踏上了回家的路。

从文学的角度，我很喜欢这段情节，一直想着有一天在现实中也能看到这样一出。然而世事弄人之处就在于，这一幕真的发生了。就在2011年将有结束的时候，韩寒用《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表达了近乎于“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观点，给他的那些拥趸们当头一击。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茫然了，失落了。虽然有人以“韩寒长大了”这类说法为其辩护，但更多是说“韩寒变了”，甚至有人大呼“韩寒转变的太快了”“韩寒堕落的太快了”……于是，韩寒也在许多人眼里变成了“素质论五毛”。

我知道韩寒，更多是从学生的口中与媒体的追捧，中大西门口的学而优书店也请这个小伙子来附中和一帮粉丝见过面，当时我做主持，将他称为“文学青年”。后来我知道他玩赛车，还得过全国冠军，那他玩文学就只能是“票友”了。不过，我的确没想到，作为赛车手，这个人没能走向世界，作为公众意见领袖倒是独领一时风骚，倒是真的让我大跌眼镜，直叹看不懂了。

去年，恐怕是韩寒的巅峰时期。每一博文出，即引来一片喝彩，许多精英人士都对韩寒赞誉有加。首先是在4月份，他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并且名列第二；紧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放言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把韩寒推上了至高的位置。当然，硬要咬文嚼字的话，张鸣教授此说还是可以有辩解余地的，毕竟影响力并不代表水平，芙蓉姐姐的影响力也很大，凤姐的粉丝那也是很多人的几何级倍数呢。

另一个重量级人物的一篇文章，可说是把韩寒捧上了神坛。陈行之在《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一文中，告诉人们，“韩寒的出现意味着，在羊和狼组成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人。”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是属于“青藤门下走狗”那样的奴性。我不讳言曾经非常欣赏陈行之的文章，不仅写得漂亮，而且思考也很深刻。但从他写了对赵本山的阿谀之文，《狡黠是一种智慧——从赵本山小品〈不差钱〉说起》之后就觉得与他或非同道。感觉此人媚俗，媚权贵，尤其是对拜金主义不加辨别的唱赞歌，丝毫不批判《不差钱》这类东西对人们精神的侵蚀和控制，一点知识分子的正气良知都不见了。扯远了，打住。

陈行之的《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在网上发布后，被大量转载，受到热捧。许多人都表达了对韩寒的膜拜之情，一时间“韩寒的思想可以代表我个人。”“韩寒可以代表我。我愿意也授权让韩寒代表。”等说法很是流行，人们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权利托付给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人。当时，对于人们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奴性，我确实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情绪，怎么也骂不醒呀，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我们一边要推倒曾经跪拜的偶像，一边却又树起一尊新的偶像来崇拜！。

关于“狼和羊的世界”这个比喻，很多人都觉得很精妙，但我为并不以为然。倒不是不能这样比喻，而是这里面有一个范畴的问题。当我们把我们所处的社会比喻作“羊和狼组成的世界”的时候，人就不能再出现在这个比喻之中。这时如果再把人引入比喻，那么会造成混乱。这时这个人的身份就需要一个新的角色来替代。由于人是万物之灵，那么当人重新回到“狼和羊的世界”之时，人就具备了神，或者救世主的身份。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寓言，韩寒被捧上了神坛。

实话说，他的小说我看得不多，所以无法评论；对于他的杂文，我大部分不喜欢，太轻佻了。说得刻薄一点就是，大都是卖弄小聪明的文章，有些灵气但缺乏深度，说实在话也缺乏正气。许多人喜欢反讽，喜欢调侃的文风，而我不太喜欢，一方面反讽容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反讽本身就限制了对问题的深入剖析。还有鲁迅曾引用密尔的话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因而，在我看来这种反讽的文章，不能常写，写多了恐怕就应了这句话，它其实是专制的结果，只是人们误以为那是反对专制。密尔这句话，另一个普遍的译法是“专制使人变成犬儒”。从韩寒的这两篇博文来看，抛开立场不说，它们至少是透出了极强的犬儒意识。

我想，韩寒也许就像阿甘只是自己想跑一样，写博文也仅是自己的爱好而已。与电影中的人们总想给阿甘的跑找到某种高尚的意义一样，现实中很多人也自作多情地把韩寒当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并成了他的拥趸、“粉丝”。可是，就像韩寒自己在获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后所说的那样：“我对这个称呼（公共知识分子）完全不感兴趣，我从来就这样的。”换句话说，今天韩寒的言论未必是因为他变了，也未必谈得上堕落了，而是大家表错了情。

看到许多人还在为韩寒辩护，我想再谈一个问题，关于国民性批判和素质论——批评国民劣根性并不一定是素质决定论者。也许有人对我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不是也经常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吗？你不就是再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吗？这和韩寒的观点韩寒的观点有什么区别？首先，我批评国民的劣根性问题，但从未因此得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之类的结论。其次，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视角问题。比如，作为家长或者老师，如何对待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常见的有两种教育方式，一种是鼓励他，对他说，成绩不好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问题，因而我们需要比别的同学更努力，努力一定会有进步；另一种是，别人为什么能学好，你怎么这么笨，我看你是没希望了，长大了只配去如何如何。显而易见，这两种方式完全不同，立场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效果也一定不一样。我想，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属于前一种情况，所以我总是强调不要讳疾忌医，要知耻而后勇，要自觉、自强等。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家长或者老师，尽管我的职业就是老师，在此我仅仅是打个比方。在我看来，韩寒这两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属于后者，是贬低，是埋怨，是破罐子破摔。

从韩寒被捧到那么高的高度，到今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他，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知识精英都应该好好反思。在我看来，盲从是一种深刻的奴性，是自由主义的敌人，是对自我人格的贬低。

附易中天先生的文章：

韩寒的新衣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
　　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
　　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
　　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
　　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