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纪念南巡讲话？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年纪念，各大报纸都在大做文章，希望借此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看了很多官方的文章，坦率地说，我很失望，因为我的理解可能会有一点差异。

改革当然不错，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民间对官方的意见与情绪，几乎是到了针尖麦芒的地步，如不改革甚至是大幅度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进而葬送前期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之所以觉得大家没有找到南巡讲话的精髓，是因为大家没有关注南巡讲话的背景。88年开始的席卷整个东欧的民主浪潮，令社会主义阵营纷纷崩溃，到91年苏联解体达到高潮，这一波浪潮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少的影响，这就是大家现在避而不谈的“六四”风波，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一要求与世界浪潮联系起来看，似乎有动摇国体的嫌疑，当然会受到当局的弹压，先后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的罪名。出于高度的政治敏感，在撤换了最高领导人之后，新当选的江一号立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姓资姓社的问题又重新被当作了法宝祭了出来，改革开放也因此放缓了脚步，当然也和西方世界的制裁有关。于是在中国究竟将往何处去的关口，邓公南巡了。邓公的讲话说得很清楚，当前要反右（怕变天），但更要反左，讥讽某些人像小脚女人一样，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一点气量都没有。于是当局立刻改弦易辙，撤回了工作组，中国又重新踏上了大步改革的道路。所以说到底，邓公南巡讲话的实质是经济改革，丝毫不可能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哪怕是改良。

我承认，当年民主要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有前瞻性的眼光，但从今日来看，时机完全不对。一是不该出现在西方对东欧各国的宣传与利诱关键时刻，有配合演出之嫌，不遭到专制文化传统悠久的官方果断镇压才怪；二是当时的改革开放刚进行十年，社会物质基础相当薄弱，我们仍然在追求填饱肚子，民主还是一个相对奢侈的诉求，只在知识分子当中有响应，再加上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民智还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启蒙，绝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意识到民主民权自由对个体与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一正当诉求当然应者寥寥。相信当年诸公如果见到了今日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声势喧嚣的社论时评，一定会恨自己生错了时代。

今日纪念邓公南巡讲话，相信大家会对此有全新的、甚至连邓公都未必完全认同的解读，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以今日之势观之，权钱勾结公开化，肆意瓜分改革成果；既得利益集团庞大化，阻挠蛋糕重新分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生多艰，社会矛盾尖锐化；当权者垄断社会资源，上下流动困难，社会日益板结化……可以说，当今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一点都不亚于92讲话时，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权力扩张没有边际，对广大老百姓（我完全不喜欢“人民”这个词）的剥夺没有忌惮，当然这种矛盾以前也有，但没有像今天这样，借助于互联网，暴露得如此彻底，如此坦然，如此让民怨沸腾！重新改革的呼声如此强烈，这才是纪念得轰轰烈烈的真实原因。只是我诧异，为什么没有人探讨当年南巡的背景，讲话的局限呢？邓公当然是伟人，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教主与精神领袖，但他也是人，也不能摆脱他的思想局限，难道造成今日中国之乱象就完全没有他的责任？像深圳那样把他当偶像一样来崇拜，跟一个财神有何区别？

伟人需要缅怀，历史需要反思。同是改革，王安石和邓公就不一样，邓公和蒋经国先生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地顶着邓公的牌子，高呼改革，将他当作了前行的一道免死金牌。理性，冷静，分辨，才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