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一个公民的司法焦虑

陈 岚 （文）

　　据说，你在一个房子发现一只蟑螂，就意味着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至少藏着一万只蟑螂。蟑螂理论可以同理适用于朱令案。
　　本朝公安系统有要求：“命案必破”，正是这样片面追求破案率的粗暴做法，使得聂树斌、佘祥林等等各路冤案相继产生，刑讯逼供在本朝不是个案而不罕见。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聂海芬能够零证据，仅仅靠口供破案，还成为“著名女神探”，而清华朱令这样一个毫不复杂而且海内外影响力极大的案件，却可以一再处置延迟、程序失当，甚至导致证据的直接灭失……所以，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下去，也有很多结论想触发一次2013年的司法重新调查。一毛不拔大师和蛮族勇士等人都已经在做，我，作为一个路人甲，也聊尽绵力。
　　朱令、朱令案当事人、清华所有的一切跟我一根毛线的关系都没有。但，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块垒，不浇不快。在阐析此事前我先说下我的立场。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基督徒，无论是信仰还是我所遵循的政治理念，都很难让我轻易去在法庭之外给一个人定罪。前年的药家鑫案中，因涉及人命案，我几经挣扎，保持沉默良久后，受一些信息影响，误以为药家真的影响了官媒，于是以私媒体来抗衡，写了《药，民族的蒙汗药》一文，要求公平审判——事实上为媒体的死刑狂欢作了推波助澜，而之后，关于药家的真实信息一一呈现，我十分后悔，并在微博发文忏悔。因被民意携裹的情绪，我违背了我自己一直企图推动的法制理念：“任何人不经法庭审判不得定其罪”，透过文字我朝药家鑫伸出了朝下的大拇指，死刑判决的大拇指——而我，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那件事后，我学着去谨慎。所以，朱令案，我一直迟迟没有写长文。
　　朱令案，在2006年之初，我并未确定孙维是凶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逆向来思考），直到看到她的孙维声明（已证实是孙本人所发）。看完了，直觉她就是凶手。特别是她字斟句酌，说“我的同学朱令中毒一案”，一看这个措辞，我心里便一下亮了。公安已经十分肯定此案系投毒案，并确定是至少二次投毒。这个孙维却巧妙地置换为“中毒”。谁才会这样回避法律事实？谁如此在乎这样的案情事实？在读过的大量犯罪心理学个案中，实际上哪怕经过了审判定罪后，罪犯在阐述过程时，都不承认自己行为造成了犯罪事实，将后果推卸给受害人。偶然、环境是他们的正常思维（都是别人的错）。比如，将人推下楼摔死的罪犯通常会这样说：“我碰了他一下，他就掉下去了。”他会尝试着将受害人描述成“他（自己）就掉下去了”的状态，这些罪犯甚至在私下里、对自己也是这样反复描述的。而且，她刻意斟酌的字眼里，一涉及到细节，就含糊不清，涉及到关键物证，就推脱不知，涉及到案情结论，反复强调的是“没有证据你们不能定我罪”而不是“我是无辜、我要求缉拿真凶。”——读完之后，如果还无法判断谁是凶手，那我真是智商捉急了。
　　当然，直觉不是真理，更不能以此定罪。
　　再后来，孙维与同学的系列串供邮件（已经核实真实有效）曝光，没错，邮件里她们没有谁直承或复述当年的事实，但彼此串通、保持口径一致、互相遮蔽的语境彰显清晰，如果她们在朱令案中都是清白的，为何要私下串通？为何要以如此诡异的口气（我们都不说但我们都知道花园里埋了一具尸体）的不言而喻的口气来一起进行网络洗白？各种旁证已经让真相呼之欲出，但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回黑箱。
　　最好的洗白不是在网络上传播真真假假的信息，而是敦促公安公开案情。2006年，孙维在她的网络声明里写“我也呼吁警方认真调查”，窃以为，真正“呼吁调查”，恐怕不是在网络上发个帖子算是“我要求调查”，以一个公民之身，大可以去公安要求还我清白，以一个红色贵族身份，我相信当年或现在，都有非常人能够采用的力量手段去自证清白。
　　有个司法笑话：一只狐狸逃进了树林，各国警察开始追捕。德国警察将树林筛成500个格子，一个格一个格地搜索。法国警察抓来了一只母狐狸，企图诱捕狐狸。英国警察拿出阿加莎的侦探小说，研究“狐狸逃跑可能会去树林的哪个洞穴”，俄罗斯警察灌下去一瓶伏特加，拿出枪碰碰碰到处乱放。中国警察从树林里逮捕了一只熊，一顿狂揍之后，熊哭着说：“我就是狐狸……”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狐狸的树林里，你们都能制造出一只狐狸，如聂树彬，如佘祥林。你们有的是聂海芬，你们从来不缺任何专政手段和类似于惊怖大将军式的非常手段。而唯独到了朱令案，19年前，就变得如此温良恭俭让，变得如此“讲证据”“讲程序”，这算是对待王女和庶民的双重标准么？
　　这样的双重标准在今天尤见于网络。在这几天的讨论中，忽然涌现出一大批热爱“程序正义”“热爱司法公平”“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好公民。我发现多数是平时根本不好民主这一口的。此刻忽然热爱程序正义了。他们全部很清楚证据为何湮灭。也很清楚让证据湮灭对铊而言多么容易。在一个高度人治的社会里，要求受害人讲法治遵程序，等于是要求伤残到不成人形的朱令必须站岀来保护自己。
　　但在他们祭起“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的大旗时，如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真一时语塞。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不清楚，但要我冒犯我视为信仰的法治原则，确实很痛苦。在司法上，孙维确实没有被定罪，证据确实也可能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我若指控她的罪，就是对自己信仰的公义底线的冒渎。今晨范学德兄写了《超越群体式思维看信仰》一文，读完之后，我悟了。“不能侵犯他人的财产自由”是哈利贝克芬半生都遵循的法治理念及宗教信仰的部分——但在面对一个真实逃亡的黑奴（他是白人的财产）时，他对自己说：“让我下地狱去吧。（我必须救他）”
　　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超越控制着我们的集体无意识，超越群体式思维。在无数的概念中，在无数我们要恪守的原则中，这些注定可能会互相冲突的原则，我们唯有聆听最真实的声音。
　　朱令的优秀超过我之前所了解的一切，她并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鲜活善良美好的人，一个才艺学工倶佳的学生，一个高大俊美宛如希腊女神的少女。前夜在微博读到她中学时的大麦歌译文，我倾倒不已，泪盈：“巨风动地来，放歌殊未已，大麦俯身偃，既偃且复起，颠仆不能折，昂扬伤痛里。我生也柔弱，日夜逝如此，直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如她神智清醒时（铊当时已经在她体内杀戮）在音乐会上弹奏的最后一曲《广陵散》，仿佛是她美好青春和悲惨命运的预告……最大的悲剧，就是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
　　一个卓越优秀的少女，变成了痴子、盲子、话也不会说的哑子。而对比其他那几位姑娘所享有的美好人生：出国、结婚、生子、生意发达……
　　没有人可以这样制造悲剧，而逃脱惩罚。19年前闻此案，我尚年幼，印象却深刻。2006年在天涯追问时，我即已誓，为这个素不相识的美好少女寻讨公道，是不能放弃的事。
　　孙维的高度嫌疑，举国热议，从保护孙维这个公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也要呼吁司法重新启动调查。而铊案的诸多当事人，从他们被曝光的邮件中可以看出，他们集体隐瞒了很多东西，而且他们共同知道某些东西，却攻守同盟绝对不对外说。他们知道什么？是时候了，人肉搜索已经将这些人全部曝光于世界，看到那些被网友搜索出来的信息时，我简直叹为观止。时间或会淡忘，人心却不会遗忘，互联网更不会遗忘。天涯海角的隐藏也保护不了你们。19年，没有能够抹杀任何人心中的对正义的渴望，因为等得太久，这渴望变得如烈火滚烫。
　　重启调查吧，让死里逃生的朱令，让自谓无辜的孙维，让沉默寡言的同室，让焦渴于真相、执着于正义的人们，让所有人都能安宁。
　　未完的最后几句话：
　　有个网友问我：“好人受煎熬，坏人却逍遥，这世界的公义何在？”
　　我回复他：“我曾有过和你一样的疑问——直到偶然读罗马史。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完成君士坦丁堡，迁都。他身披紫袍，坐在以四匹白马牵引的战车上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迈上雄伟的宫殿台阶，此后的一千年，这里都是拜占庭的中心，一个伟大的王朝的巅峰……我想君士坦丁此刻心中一定骄傲至极。但他绝对不会知，不过几十年后，他的子孙在这雄伟的台阶上自相残杀，他的后裔，很快都惨苦死去，乃至灭绝。——但我们后人知道！我又读历史，朱元璋为人惨酷、朱棣亦如此，对三千宫女施加凌迟之刑，而他们一定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的后裔，福王朱常洵（明成帝与郑贵妃最宠爱的儿子，他可还真是爱情结晶呢，前半生受尽娇宠），有一天被放在大锅里烹煮而死，肉汤被李自成军分食，成为历史上最黑暗血腥的一幕之一。”
　　神的时间表，只有后人透过历史，才能窥见一斑。而当局者，常常自以为天是蓝的，死无报应。我们每个人，恶人或善人，都可能成为祂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只需要聆听真实的声音，做应当做的事，追问并追寻正义的足音，我们决不放弃，也就不会被放弃。我们在剧中，我们在局中，我们在镬中，徒然煎熬。因为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请相信：正义或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先生的警句，迄今回响，这是我提笔追问的最大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