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尊重生命？
说到中国人不尊重人的生命的话题, 一般人认为是因为中国人无法超越“伦理血亲原则”，所以才无视他人生命，而我的观点是，在中国，所谓的“人”从来不是以独立的完整的人格和鲜活的不可重复的生命出现的，而只是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已。
孔夫子说过“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歧义很多，但基本意思是：人老了，对社会没有贡献了，只是在白白的糟蹋粮食，这和盗贼有什么两样？现在会经常看到小学生在作文中写到“小时候好好学习，长大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之类的话。无论是孔圣人的“老而为贼”学还是小学生的“人才”学，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是一样的，就是人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生命的主体来看待的，而是要对社会有作用，是社会的一个工具。如果哪位小朋友写到“长大后做一个闲适的人，快乐的人，追求享受的人”，那么老师一定不高兴，给低分，会说他思想境界不高。
人就是工具这一文化源头当追溯到奴隶社会，“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样的文化贯穿我们几千年历史的始终，最显著的表现在历代人口政策上。
小农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好多朝代统治者都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多生育，以制造出更多的生产工具出来。越王勾践、晋武帝司马炎、唐太宗李世民均曾下令，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婚配，父母不为其嫁娶的，由官府强制派对结婚，此外还禁止老夫少妻、少夫老妻这类影响生育的婚姻。本朝建立初期，因为战争和饥荒等原因，人口凋敝，（其实人口何曾凋敝过呢！）故而毛先生鼓励人们多生多育。从“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中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赤裸裸的工具属性。
人除了创造财富这一功利性属性以外，就没有别的属性吗？回答是否定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世界，他是全方位的，除了劳动以外，还要休息、娱乐、享受，有喜怒哀乐等多种与生俱来的性情，有丰富的感情世界，要恋爱结婚，传宗接代，要有自己交往的圈子，要思考，要有尊严和体面，要有成就感，等等，把这些都齐备了，才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完整的人。
然而，对于这样的完整的活生生的人是为专制文化所不容的，人的许多属性会受到转制文化的打压、戕害。专制社会总是从人劳动创造财富这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每当某处发生灾难，常常会看到媒体上有伤亡多少人的报道。起初，我很不明白，这死掉的和受伤的是阴阳相隔两个世界的概念，怎么能混为一谈呢？直到一天我做农活，把铁锹柄弄断了扔到一边时，才恍然大悟。虽然这铁锹只是受了伤，但作为一件劳动工具，它和消亡了不就是一样嘛？都没有使用价值了。从工具学上来看，把人员的伤亡归结到一块是合乎情理的。我怀疑这样的统计方法也是从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
与伤亡的含糊不清不同，古人对于什么时间死掉却是很有讲究的，有时分的极细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趣的文化现象。如对于殇就有着严格的年龄界限。唐代经学家陆德明说，“十六至十九为长殇，十二至十五为中殇，八岁至十一为下殇，七岁以下为无服之殇，生未三月不为殇。”按照礼仪，不同的殇有着不同的哀悼规模和悲哀程度，连丧服也有不同的规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年龄越大，越接近于一个成熟的工具了，所以他的亲人就要多悲伤一些；相反，年龄越小，工具的投资成本越低，所以悲痛就该少一些。
由“生三月不为殇”联想到当今的流产引产是多么的古色古香，多么的有文化底蕴呀！三个月都不殇，那么在娘肚子里弄死自然不算什么了。可惜这古的还不够，在此建议计生部门可以把杀婴的时间延长到出生三个月之内，这样才合乎古训，对于控制人口的效果才会更好些。
为什么会有计划生育呢？在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化的大背景下，科技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就减少了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工具毕竟和一般的劳动工具不同，不但要说话，还要吃饭，要消费社会资源，于是便只能将这工具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这便是伟大的基本国策的精髓所在。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的不伦不类的结合，生命的工具化也衍生出货币化的形式。经常看到官二代富二代穷凶极恶的吆喝着打手：“给我往死里打，老子有的是钱。”在他们的眼里，那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不可复制的人命，不过是几张钞票而已，那感觉就像发怒的小女孩扔坏自己的手机一样。不但官二代富二代，官一代富一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最明显体现在强拆死人上，这几年尤其是今年3月份以后，迁拆中被挖掘机推土机碾死的血淋淋的场面频频发生。见识浅薄的小民常常义愤填膺，可权贵大佬们在谈笑间不过是拨弄一下算盘珠，增加一点施工成本而已；说不定付出这点成本而加快进度，总效益反而是提高了。据传言，北方某地方业内人士透露，拆迁办依据土地面积大小，可以申请名额不等的死亡指标。希望这是谣传。真有什么死亡指标的话，我担心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会争先恐后的使用它，这总比提着汽油桶烧公交划算。
以前读史书，看到金人或蒙古人打死一个汉人南人赔偿金和弄死一头牛或者驴子差不多，当时恨得牙根痒痒的。现在想想，在讲究动物保护的今天，一个人的价值未必超过一头牛一头驴，在权贵的眼里那不就是半台挖土机或出错一只麻将的钱吗？
倘若仅仅是别人视自己为工具的话，那么奴隶还有挣脱锁链的机会，可满眼望去，尽是些自甘沦为工具并且沾沾自喜的人，这就只能是万复不劫了。遥远的为了什么路线而皮带抽打牛鬼蛇神、往老师脸上倒开水的红卫兵的壮举就不说了，就录取为时不远的几段精彩场面吧。
五毛们窝在小屋子里汗流浃背拼命地刷帖子，这样的画面在网上并不稀奇。每次看到时，我就会忍俊不住，笑的不是他们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疲惫的神态，而是他们太看轻自己了，要想出卖灵魂，那总得卖出一个好价钱呀，才五毛一个帖子。不知道这行情涨了没有，即使因为物价上涨而随行就市，估计也高不到哪儿。如果真要出卖灵魂，也去学学北大的孔庆东教授，人家一次就从西部某城市拿到一百多万的“润笔费”。
红歌现在是式微了，殊不知前几年风头有多劲，红遍大江南北。最出彩的一次是开“二会”期间，一帮身着红装的重庆红爷红娘们涌到了八达岭上，红红的歌声飘荡在长城内外。好在长城是古时候造的，不存在豆腐渣问题，否则我真担心把长城踩塌了。有人说，那些红爷红娘们是四十块一天聘请的，但我从那饱满的激情、虔诚的目光、嘹亮的歌声中看出来是发自内心的，是自觉自愿的。当然，在虔诚之外补贴一些银子更是美事。不知道是真实情况还是网友调侃，说几个在八达岭上高唱“祖国江山万年牢”的红爷红娘们回到重庆后，发现自家的房子一点也不牢固，被人强拆了。
这样的调侃也不是一点依据没有的。河南某小伙子被驻京办事处聘为截访保安，不知道什么原因，遍体鳞伤的“自杀”了，害得他老父亲背着他九十多岁的老奶奶进京上访。又不知道这次截访的会是谁？
前几天流氓燕算是出尽了风头，这一方面得益于她主动邀请校长开房，另一方面也归功于那些把她送进监狱又拉横幅欢迎她出狱的人们。那些人原不过是别人的一个道具，竟然为流氓燕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或许这是他们不曾想到的。
如果说上面几个例子还是“三低人群”为了几个小钱而自愿充当别人的工具的话，那么再看看所谓的知识精英们于工具学又会如何呢？有教授说上访者99%有精神病，都应该送到疯人院；有专家说苏丹红没有毒，适量吃点还有益；有学者说三聚氰胺对小孩无害，对成人当然更无害了；有高知说高房价是为了穷人能买得起房子；有大理论家说，宪政是资本主义元素---
算了，类似这样的攀附权贵自甘为爪牙工具的例子太多，写出来也没什么意思。
在一个视别人为工具、自己也心甘情愿做工具的社会里，人都不曾是一个独立的完整人格的人，生命怎么会得到尊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