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想徐文长

肖舜旦

最早的关于徐文长的印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些少儿读物上得来的。如有连环画《少年徐文长的故事》等，知道他是个早慧且机敏过人的文人；后来在给学生讲述的高考应试的文言文阅读材料上多次读到过袁宏道的《徐渭传》，才明白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坎坷人生，很有些震惊；之后又读到了《明史·徐谓传》，较之袁宏道的叙述逻辑性要强些。现在周实的文章把所有这些零散的印象都给综合起来了，再在“百度”上一搜索，内容就比较丰富了。这众多印象的汇聚，引起我的深思，徐文长传奇而悲剧性一生，究竟是时代悲剧、命运悲剧抑或性格悲剧？这委实是一个有些复杂的问题。

一

　　首先引起我思考的是“时代悲剧”和“命运悲剧”的问题，这一点在我们以往评论许多旧时代文人不幸遭遇时通常都是首选因素。所谓“时运不济”而导致“怀才不遇”，因而变得孤傲狂狷或寂寞失意，以致言行失态，怪异孤立，落落寡合，与众不同。

　　在关于徐文长坎坷命运的思考中，这一点似乎也无可回避。

　　如周实的文章中引证说他“少年时天才超逸”，“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二十岁时成为生员”，但“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四十岁时才中举人，与萧勉等号‘越中十子’”。这里周实的引证可能有误，估计只是照抄了“百度百科”条目的自相矛盾中的错误描述。因为在徐渭的“百度百科”条目中，存在两种矛盾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40岁才中举人”；另一种说法是“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且在后面列出的“大师年谱”中又明确提到徐渭41岁第八次参加乡试不中，而后也未提到他中举的事。以此推论，未能中举应是确凿的事实，只是不知前面的 40岁中举的说法来自何处。 

　　袁宏道的《徐渭传》中也提到“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然数奇，屡试辄蹶”，“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这些叙述都谈到了他的早年“不遇”的命运。“八次应试不中”，“四十岁时才中举人”（应为“始终未能中举”），确实有些曲折；“然竟不偶”，“不得志于有司”，“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其名不出于越”，也确实有些落落寡合的失意理由。这些叙述似乎都很有力的证明了他的放荡不羁与他的坎坷不遇的命运的某种必然联系。因为怀才不遇，命运坎坷，就越发狂傲不羁，放浪形骸，疯疯癫癫，标新立异，越发凸显出其“异类”的特质。

二

　　但是，材料中的其他内容却又让人不禁产生许多疑惑，在徐文长的坎坷经历中，有很多应该是与他的性格为人、行事作风有关。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用在他的身上，绝对适用的。

　　《明史·徐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徐文长37岁时（1557年）被当时名臣胡宗宪器重，在威势森严的督府，其他将吏都战战兢兢，只有他却旁若无人，有急事找他时，他还常常酒醉不至，可见狂傲之至。袁宏道的《徐渭（文长）传》中也同样谈到了这种情况：“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很有些恃才放旷的潇洒或“嚣张”意味。本来这种作风在文人中出现也属常态，无可非议；但对照8年后（1565年）宗宪失势时徐渭的表现，其前倨后恭之态反差太大，不免让人产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明史·徐谓传》；“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这段叙述让人读后不禁心胆俱碎。嘉靖四十三年（1564），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下狱，自杀而死，而徐渭因为害怕受牵连，恐惧之甚，以致发狂，多次自杀，且自杀的方式很恐怖，竟然用巨大的锥子刺自己的耳朵，深入几寸，还用椎子砸烂自己的阴囊；袁宏道的传记中还说他曾拿斧头砍击自己的头颅，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碎骨咔咔有声：但竟然没有死成，这实在是很疯狂也很痛苦的事，后来这种疯癫竟然发展到疑心妻子不贞，结果把妻子给杀了。可以想象到此时的徐渭的失心疯、丧心狂到了怎样的精神崩溃的状态，当年得势时的那种目中无人的自信、放旷、潇洒到哪里去了？

　　一个理性的文人才子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狂傲狷还是悲喜忧，敢做敢当，拿得起放得下，这才不愧为一个正人君子作为。以此来评断徐渭，不免让人有些失望。当年仗着宗宪的倚重，徐渭的表现那么张狂，何以宗宪一失势，就如此恐惧失态、乱了方寸呢？且从后来形势的发展来看，这种失态实在有些杞人忧天，神经过敏。因为，最终他的“系狱”，并非与宗宪有关，而是因为自身的杀妻罪。让无辜的妻子成为他心理失衡的牺牲品，虽然或许他并非有意，而是真“疯”；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不“男人”，让人不禁深深为之叹惋！

　　好在坐牢后的徐文长便恢复了他的文人本色，晚年他著书写字作画，如鱼得水，才气名声越为人知。虽然有些穷愁潦倒，但为人风范还是让现代人有些歆羡。“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作为他凄凉一生的总结，虽然不免有些落魄，但其中透出的潦倒孤傲狂狷的诗意还是会让后世文人产生一种满足感的。

三

　　袁宏道的《徐渭（文长）传》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徐渭一生“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的问题。这是《明史·徐谓传》中没有的内容，这大概就是正史与野史的大区别，也就是说，野史更能体现出传记作者的个人兴趣爱好，主观色彩更强。在谈论这问题时，袁宏道一方面强调徐渭一生“数奇不已”，“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但另一方面，又否认他的“不遇”：“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袁宏道认为徐渭能得到胡宗宪的器重，不能说没有“知遇”之人；而奏章上，“人主悦”，也不能说君王不“知遇”他；而他的文才在知识界更是众人皆知，交口称赞，“百世而下，自有定论”，也不曾冷落了他：“胡为不遇哉？”结论很明确，徐渭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的；但是，袁宏道言中也提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独身未贵耳”。我以为，这一点应该成为今人解读徐渭命运的一个关键词。

　　徐渭一生狂傲不羁，悲愤莫名，根本原因恐怕还并非“不遇”，而在于“独身未贵耳”。他并非才能不为人知，也并没有谁曾轻慢冷落了他，他唯一欠缺的就是“显贵”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所有的知识才华未能给他换来荣华富贵，也许正是因为此，才成为他一生永远的怅怨，而八次科考不第，也就成为他人生不可承受之重的渊薮！这一点也就是古今许多饱学之士都迈不过去的一道大“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这一直是古今许多才学之士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倘若未能实现这个终极目标，那就意味着失意落魄，就不免潦倒狂恨，抱憾终身！我以为这就是徐渭一生命运曲折的关键所在。所以，与其说他一生坎坷不遇，还不如说他人生定位过于功利，过于世俗化。在他的文人无行的狂狷浪荡放纵行为中，骨子里其实充满了功名利禄的世俗陈腐气息。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在被宗宪重用时，有些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而在宗宪失势时，却丢魂落魄，无以自持；晚年虽然安心书画，但忿忿不平之心却须臾不离，终究缺少一种达观超越之境界。由此不禁感喟：老庄超然绝俗之道，虽然文人皆知；但真正能领悟实践的又有几人？如徐渭这般特立独行之人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四

　　看过徐渭的一幅《墨葡萄图》（印刷品而已），很惊叹于其风格构图的奇异处。不同于一般古文人画的古朴稚拙又工稳端庄风格，这幅画在风格意境上的确称得上独出机杼，与众不同。画面内容不过一枝（或一挂）葡萄藤而已，根本没有作为葡萄画的“完整”感，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藤蔓缠绕、枝叶纷披的葳蕤状，让人不禁想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美学神髓，虽只一鳞半爪，若隐若现，却神情毕现，境界全出。在整体风格境界上，很有些写意的味道，有种散漫支离的“莽野”味，凄凉中又透出一种自在自如自得的从容，实在是一种很独特的韵味；但在画面感上，又是一种精准的写实效果，我以为这一点也很难得，中国画通常不具有写实效果的，只擅长写意，一般的画家能做到神似已属不易，倘要求做到“形似”，就不免勉为其难；但像徐渭的这串“墨葡萄”居然能做到形神俱佳，可说是非常稀罕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徐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画的另一亮点还在于画面的左上角一大块的题诗，也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深意。这些书体明显是一种经过强烈“变型”的字体，欹斜、扭曲，粗粗一看，似字又非字，竟然有一种纷披错落的葡萄藤的形似感，与下方的葡萄图形成一种呼应的格局；但是，细看，竟是一首题画诗，字体苍老朴拙，跌宕踬踣，很有一种人生坎坷无奈的苍凉自嘲意味。细品诗意，书法与诗意竟然内外生发，珠联璧合，妙绝，诗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诗意堪称苍凉狂野，落魄孤傲之情亲切可感，无奈伤感之怨愤溢于言表。“明珠无处卖”的怨恨，只好“闲掷野藤中”的潇洒与悲凉交织的无奈，让人体悟之余不免感慨万千。更妙的是，这份诗意情感与画面情景氛围可说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样的一幅小制作小起点的绘图；竟然有如此丰富而蕴藉的深度，实在非常人之所能为，让人不禁肃然起敬。

这首题画诗很凝练的代表了徐渭坎坷一生的凄凉心境。一生才气横溢，但总觉得被世界冷落，被世人忽视；于是佯狂、真疯、失态、悲愤，甚至自残、自杀、杀妻，以致身陷囹圄，无可收场，及至晚年凄凉，“落魄成翁”，虽然还自信自己“明珠”累累，但也只有“闲抛闲掷”草莽之野，悲愤莫名，岂不哀哉！

五

　　感叹之余，我想，徐渭如果有陶渊明那般平和淡然的心境，有陶渊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开悟慧心，人生绝不至于如此沉重迷乱，一念之差，竟至于斯，悲乎哀哉！

　　突然想到了近日在网上读到的一则新闻，正好可以作为徐渭人生教训的现代反衬，也足以成为现代士人在面临人生困境时如何自处的范例，我以为，这种人生态度可以作为现代士人生命追求的最高境界，凭此可以永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现代华人数学家张益唐的传奇人生给与我们的人生启示。

　　张益唐，北京人，1955年出生。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拿到博士学位，由于与导师产生了某种矛盾，在毕业时导师未能为他写毕业推荐，故找不到学术工作，为了糊口，他曾经干过各种杂活，如临时会计、餐馆帮手、送外卖等。1999年，张益唐总算在一家大学当上了讲师。（在美国不过相当于临时工而已）

　　就是在这种四处漂泊、生活艰辛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数学梦想的追求。今年（这年，张已经58岁）4月中旬，张益唐将其研究成果写成论文“素数之间的有界距离”，投稿给世界顶级数学期刊《数学年刊》，该杂志只用了3星期时间就接受了张益唐的论文，（通常的审稿时间会在一到两年之内），并将正式发表。此消息一经传出，引起国际数学界的轰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讲师张益唐，就这样一夜成名。

　　在张益唐美国二十八年的由“丑小鸭变天鹅”的曲折经历中，我所感动的并非他的最终成功，而是他整个人生追求过程中的生活方式及心态。

　　据他的朋友熟人的介绍，张益唐虽然困顿了几十年，但他的生活境况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沉重。相反，他平时的生活丰富多彩，志趣多样。他爱好古典诗词，爱好外国文学，且对外国古典音乐喜爱之至，浸淫很深。即便论文成功的消息传出后，他依然平静，甚至没有告知亲朋好友，在谈成功感受时，他只强调他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幸运，坚持下来了，如此而已。

　　我以为，这就是现代士人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无论生活如何困顿，命运如何曲折，你照样可以使生活按照你的轨道发展，并丰富多彩，只要你有真正的追求，你就可以乐在其中。正如《论语·述而》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曾经是古代儒家的“士人”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底线。我以为，这也就是现代华人数学家张益唐的人生准则，有饭吃，有房住，有追求，有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就决不偏离自己的原则去追求富贵，这就是很理想的生存状态了，就有理由乐在其中了。几十年来，面对自己的坎坷，他决不怨天尤人，也不妄自菲薄，也决不肯屈从媚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就去写一些不三不四的论文，坏了自己的兴致，所以，到他成功为止，他只发过两篇论文，但他无怨无悔。几十年来，虽然默默无闻，甚至颇为潦倒落魄（在许多旁人看来），但他依然怡然自得，不卑不亢，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的这次成功，虽然可以使他从此迈入著名数学家之行列，但于他而言，不过是他终于攻克了他思考多年的一个有趣的数学难题而已。而随之而来的名利不过是附加品；所以，他并未因此喜极而泣，更不会得意忘形。

　　我想，如果当年的徐渭能用这种心态去面对人生荣辱，他就不会活得这么累，这么沉重，他的学术成就将更加丰富辉煌，也将更为后世文人敬仰。

　　怅想徐文长，顶礼张益唐。现代士人当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