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艺术

读雷德侯的《万物——中国艺术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后记

田强

最近陆续读了一些外国人写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书，像杜朴、文以诚合著的《中国艺术与文化》、苏利文的《艺术中国》、房龙的《艺术的故事》等，这些外国学者站在他们的视角和立场来表述他们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中雷德侯的《万物——中国艺术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就很值得一读。

雷德侯是德国人，曾在科隆、波恩、巴黎、台北、海德堡等地学习东亚艺术、欧洲艺术、汉学、日本学，是德国东方学会会长，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研究，算得上一位有成就的汉学家。他著的《万物——中国艺术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这本书有八个部分，分别讲述了汉字系统、青铜铸造、建筑构件、印刷文字等，一个新的词语贯穿其中：模件。这个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研究的外国学者试图用这个“模件”或“模件体系”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探讨模件系统对于特定的制造者和社会整体的意义。

以汉字为例，汉字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年以上的时间。他认为，汉字是人类在现代文明产生之前中国人发明的最复杂的形式系统，而且也是模件体系的完善典范。他把中国文字系统分为五个由简而繁的层面：元素即单独的笔画、模件即构件或成分、单元即汉字、序列即连贯的文字和总集即所有的汉字。在形式上，汉字笔字母更为有趣和优美；系统的内容也更为充实，比如一页《人民日报》所包含的信息要比一页《纽约时报》更为丰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愿将他们珍爱的文章付之于口语稍纵即逝的发音。

与欧洲的字母文字比较，字母是表音符号，西方人在他们的文字中仅仅记录词语短暂的发音，而不是意义。因此，西方的文字不可分割和所有音韵的变化与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音韵的变化和多样性在任何语言中都在所难免。每当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发生变化，每当语法和词法出现新发展的时候，文字便要跟着一起变化。每当一些说特别的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当拉丁语不再是欧洲统一的语言的时候，便发展出了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和文字。现在，倘若欧洲人要阅读五百公里以外或是五百年前的文字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一门新语言。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汉字是表意符号，其所记录的是词语的意义而不是发音。因此，尽管也像所有的口头语言那样，音韵和其他的变化在中国亦屡屡发生，但汉字系统却无须被动地追随所有这些变化而变化。即以本章所举的少数例子也可以证明，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任何历史时期撰写的绝大多数文献，即便其完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因此，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体制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布鲁塞尔的官员们还没能够重新统一欧洲，那么答案可能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拼音文字。

相反，中国人至今仍然在使用数千个汉字，对此他们显得很满意。正是因为发展处模件系统，使他们可以处理这个集合，所以这一切才成为现实。只有靠模件系统才能够设计、使用并记忆数千个不同的字形，也只有靠模件系统，汉字才能够实现其真正的功能：确保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连续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汉字系统对维护大一统的帝国确实功不可没。

作者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汉字入手，为我们构建了汉字的模件体系，当然，这种模件体系也有弊端，他必然以付出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以文字为例，为了政治的稳定，中国人丧失了读书识字的简易方法。在聂清著的《道教与书法》一书中，作者也提出来类似的观点：中国文字自符号文字和甲骨文之后，没有向简约化方向发展，而是发展成为越来越复杂的篆书文字，就是因为运用文字的权利被统治阶层所垄断，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他直接从材料本身入手，从创制心理入手，推断各种文化产物的生成过程以及所必需的人力结构，进而演推出后来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心理。面对现代文明带给人类巨大的压力，雷德侯乐观的指出，中国人在千百年来运用模件体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能力与社会道德，将会再次证实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