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人民政协报》

29岁之前，我是一个被许多人羡慕的幸运女生：15岁上大学，19岁被郑州大学破例留校任教，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师，24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讲师……但是我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转折，我眼睛里的黄斑发生变性，被医生宣告为永久不可恢复。

黄斑是存在于人视网膜上的一片区域，视神经最密集的部位。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外部世界的五彩缤纷，是因为这些影像被集中投射到眼睛的这一区域，然后成像。一旦这一区域退行性病变了，就会导致人失明，而且无可逆转。记得确诊当天，父亲被医生叫进去后，出来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和我说话。而就在我人生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本应相助扶持的丈夫，也带着女儿离开了我。一时间我也好像变成了废人一样，走在家门口原来经常走的路上，总是崴脚；在家里一起身就会撞到开着的柜门，抬腿躲闪又一脚踢倒了暖壶，正要伸手去扶，可不巧又把桌上的茶杯摔个粉碎。

我这辈子该怎么继续往下走？是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

“我当你的拐杖吧。”父亲当年拍拍我肩膀说出的这句话，真似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让我当你的拐杖，咱们就当从头活起吧，一切归零、重学。”

眼睛看不到了，我就决定听书。听英文原声的有声读物，还用录音带录电台节目听。我又恢复了念书时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深夜才入睡。父亲为了鼓励我，成箱成箱地往家买磁带，我家附近的那家音像店老板一度还以为父亲副业做“盗版”的生意了。

我想写书，失明前就想写的。于是父亲给我做了书写框，可我用不惯，写出来的字全像铁丝一样绕在一起。这时又是父亲的一句说，让我勇往前行。他说：“不怕，咱们学盲文吧。”

我失明后，还坚持到中科院给学生上课，至今仍坚持带学生，这也是父亲给予的力量。我失明时，父亲已60多岁，但他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这么多年，就这样默默地当了我的“拐杖”。因为我家住的离中科院很远，只要我有课的日子，父亲就陪着我5点钟出门，因为我家住的公寓楼电梯6点半才开动，父亲就拉着我，一级一级摸下10楼，然后再搭乘公共汽车转地铁再走路，能在8点前赶到学校。

我的学生第一天上课，都会纳闷，一个盲人老师，怎么可以写出那么整齐的板书，也可以播放多媒体课件，还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这其实都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得漂亮，让别人记住你。为了让学生感觉是和正常老师上课一样的效果，在课前一天，父亲会陪我熟悉教室，摸准每一个按钮的位置，用胶条做上记号，用手丈量好黑板的距离。第一节课上，我一定会叫每个学生回答问题，这样就能记住他们的声音，对号入座。常常一个学期过去了，还有学生疑惑：老师真是个盲人吗？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超越别人；29岁之后，我超越自我。在我37岁时，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导师是世界知名政治学家、“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也许是受小时候家庭教育播撒给我的影响，也许是我的生命能量宇宙被完全撬动，我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学位，成为哈佛大学建校数百年以来首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约瑟夫·奈先生在毕业典礼上送了我一句话：“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

虽然我的眼睛失明了，但我的人生宽度反而扩展了。人生境遇让我明白，当你为一件事情用尽全力，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这是父亲给予我最可贵的人生马达。“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陪你一直走下去。”从60岁到80岁，父亲是我课堂上的“全勤父亲”，他的背已驼，头发已花白，我心疼他，也感谢他让我的生命绽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杨佳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