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一的早晨，学校升旗仪式前，龙飞鹏校长向我推荐了杨照先生的一套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我很快在当当网订购了一套，并利用空闲开始阅读。当我打开第一册的总序，就被这本书深深的吸引，序言中首先介绍了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经历和研究方法，摘录如下：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国通史”课堂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公开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贯通地理解中国历史？学生被钱穆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钱穆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他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钱穆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在抗战中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这段描述就足以引起我对这本书的期待。
随着阅读的深入，杨先生在这套书的第一本开始，向我们介绍什么是历史及历史的研究方法，慎重分析近代以来我国历史研究的成就和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重新引起我对中国历史的新的认识，尤其是我过去对远古史的完全忽视，现在发现竟然也如此有趣。
摘录部分：
三代，我们讲的是夏商周。
我们从以前的神话传说和文献中追溯三代，这些文献很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春秋是什么时候？是西元前8世纪到5世纪，距离夏朝一千多年。夏朝之后一千多年，关于夏朝的记录，这事春秋战国留下来的记录，让我们认为所谓的夏商周是三个朝代。但是，今天把夏商周的历史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放在一起对比之后，同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看法。
长话短说，直接讲他们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夏商周不完全是我们以后所认知的朝代的更替，不完全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三片不同的区域，在我们刚刚所说的满天星斗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互动中所出现的三个相对较大的系统，不过还是有时间差，比较早的是在河南仰韶文化的基础上面出现的夏文化，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中间。接下来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商代文化，所以它是今天的苏北到山东，这个地区是比较东面的。更晚一点出现了，原来从山西南部迁到周原，就是今天的关东地区，产生了周文化，他们在西边。
所以夏商周是三种不太一样的地区的文化，它们的来源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是统合了自己那个区域的其他大大小小的部落，以及其他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而形成了相对比较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共主结构，在这个共主结构下，接下来发生的是这三个系统（部落联盟）彼此之间的关系。
大概到公元前18世纪，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东方崛起的商文化这一套系统，他们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征服，或者是他们至少压过了原来河南仰韶文化产生的夏文化，成为新的共主。到了公元前第12世纪或11世纪，西边出现的这个周文化又压过了商人的文化，变成了中原地区的共主。
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是三种地区的来历？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考古上我们清楚看到的不是这三个“朝代”的接续性，而是这三个不同区域文明的差别，这是三种很不一样的文明，后面我会讲它们怎么变成中国。第二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考古所呈现的，并不是商朝建立了以后，夏朝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用后来的朝代和王朝观，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战国就彻底结束了（公元前256年秦就已灭东周），周就不存在了。接下来秦灭亡，楚汉之争结束，汉成立，也就彻底没有秦了。但是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看到的夏商周不是这样的。
商人取代了夏人之后，今天在考古上我们认定的最可能而且最可信的夏文化中心，就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持续延续下去，并没有被清除，因为虽然商人取代夏人变成了共住，夏文化却继续存在。商和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而且不只是在考古上，后来发现文献上有非常清楚的记录。
周人取商人而代之之后，商人的文化没有断绝，一方面在原来朝歌地区仍然有存在，接下来在周的封建中又有一个宋国，宋国就是商人之后的分封国，所以宋的文化跟周的其他封国的文化风格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在春秋战国的文献里面，讲笑话最喜欢嘲笑的都是宋人，你们都听到过一个笑话叫守株待兔，“有宋人者”，笨到在那里等兔子自己撞死。还有刻舟求剑，这个故事也知道吧，有人在渡河的过程中剑掉到水里面去，就在船上做一个记号，他说我要回来找剑。
这个故事又是“有宋人者”，全部都是讲宋人的，所有笨的事情都是宋人做的。我们看就知道了周人的文化和商人的文化是不一样，从周人的眼中看商人和商人之后，是有歧视和偏见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知道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来历，一方面是“满天星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个中心的，这几十个中心彼此开始扩张，整合成三个大的系统陆续崛起，先是夏，接下来是商，接下来是周。
这是我快速整理这100年当中了不起的历史研究的成果所得出的结论。如果大家想知道明确的来龙去脉，有一部分写到书里了，是那么多了不起的学者把他们的各种研究写成著作流传给我们，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些研究整理成文字，写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这套书里面，刚刚用简短的语言讲给大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