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金融的直线下滑已经企稳,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在这个情况下,所有人都不知道,宏观政策是应该继续扩张,是应该停止,还是应该收缩。我们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政策一定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而至少在中期之内,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持续波动的未来。2009年6月20日中行副行长朱民给出的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个理由,是金融还在波动,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很难恢复。
“我们估计这次危机整体会造成金融系统损失达到3万亿美元,而目前只核销了1.48万亿美元。大家想一想,1.48万亿美元的核销已经搞得世界如此的鸡飞狗跳,再核销1.5万亿美元会是什么样?”朱民指出,目前全世界银行总体资本3.3万亿美元,金融市场上已经没有人还有钱。而只要这1.5万亿美元还没有核销,金融世界就不得安宁,银行就很难恢复贷款。
以世界上曾经第一大银行花旗银行为例,花旗银行过去曾达到2.2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朱民指出,目前花旗银行试图分拆,花旗银行承接一半1.25万亿美元,花旗集团承接1万亿美元,而准备在2年将花旗集团消化掉,整体资产减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银行的贷款增长度到现在为止仍然为零,而银行不给企业贷款,企业没有资金即会产生破产,而经济也当然会产生衰退。
第二个理由,因为危机,美国政府的预算至少要承担4万亿美元的负债。而在这之下,美元的贬值和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朱民指出,美国政府的融资无非是三个办法,提高税收、发行债券和债务货币化。但目前不可能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收入;发债则受到市场很大的阻力,过去两个月尤其是过去两周美国国债利率的变化,表示出市场对国债的抗衡,与此同时,全世界海外经济体已经累计总共持有美国国债达到1.86万亿美元,不可能要求外国政府把现持有的美国国债翻番。
“最后当然是通过印钞,这是美国人的特权。但最近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则表明了市场对美国未来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担忧。”朱民指出,因为有这个4万亿美元的存在,所以未来美元的贬值和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个理由,是东欧等经济体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6月初,拉脱维亚拍卖仅约1亿美元的国债,但由于该国的货币市场严重缺乏流通性,加上投资者担心该国货币贬值,导致如此微量的国债发行也无人问津。朱民认为,拉脱维亚国债发行的失败,给市场很大的信号,市场开始紧张,风险继续存在,不能排除会有新的冲击和波动。
“过去十年,东欧向全世界借了1.4万亿美元的债,东欧在过去50年里从来没有借过这么多钱。今年东欧面临的还债是4000亿美元,1998年韩国几乎进入破产境界时也只是584亿美元的负债。”朱民说,问题还不在这里,奥地利借给了整个东欧国家2460亿美元,等同于奥地利GDP的55%,只要有两家东欧的银行破产,奥地利就会破产。
对于未来,朱民认为,危机过后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金融业在“去杠杆”当中会调整结构和改变经营模式,金融业的规模会大规模萎缩。如果以2007年作为一个规模的话,朱民预计,在未来几年里,全世界的银行业都会发生萎缩,银行资产会下跌10%~15%,股市市值会下跌30%~40%,债券规模会下跌10%,金融衍生产品规模会下跌50%。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会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简单化。
而全球的货币体系会在震荡中重建,重建是一个长的过程。“所有人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改革,所有人都认识到了美元不能再成为世界唯一的货币,但是我们没有替代。这使得全球的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期。”朱民认为,核心在于怎么对美元有一个约束机制,他认为在未来的中期之内我们很难建立一个新的替代型的全球货币体系,所以在未来的中期之内,美元的波动、全球汇率体系的波动不可避免。
朱民最后指出,我们现在最不清楚的,是这个世界会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危机,而这决定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
1920年德国背负了庞大的负债,德国采取了用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的办法,迅速免除了它的债务,但这彻底损伤了德国的经济,结果希特勒上台,结果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初期,美国相信市场经济的法则,所以采取破产企业的办法,结果导致42%的企业破产,26%的失业率,股市丢失了70%的市值,一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危机。
1990年日本衰退,日本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开支替代私人的开支,得以在15年中维持宏观经济的低速水平。但这使得日本财政赤字从1990年占GDP的46%,到今天的180%。此外最大的问题是,日本用政府开支替代私人开支的办法,虽然维持了GDP的增长,但却丧失了私营经济体的活力。
“而2008年当我们进入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先看到市场的办法,让雷曼破产,这个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又看到通货膨胀的先兆,美联储说它至少准备印1万亿美元,流动性大量进入市场。我们又看到政府开支在替代私人开支,各国都在财政扩张。这是一个混合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办法。”朱民指出,而这会给全球经济的未来产生一个未知的结局。
未雨绸缪防通胀
尽管目前断定通货膨胀还为时尚早,但对于未来通货膨胀抬头的隐忧,仍需未雨绸缪,制定应对之策,提前通过货币政策的微调来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建议,“短期内实行稳定政策,可在第四季度决定是否再出台新政策。”。他同时表示,“政策着力点应在调整收入分配、扩大消费、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激励社会投资等方面。此外,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可提前到2009年实施完毕。”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谢太峰认为,要预防通货膨胀,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握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度”,避免货币信贷长期超量投放和总需求盲目、无节制增长;其次,在财政、信贷资金运用上应当注意方向和结构的优化调整,既要促使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以便使资金的投入能够带来相应的社会产品的产出,又要防止由于对实体经济投入不当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和资金浪费;第三是要注意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宏观调控,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复发以及可能由此带动的物价上涨;四是要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
谢太峰乐观地表示,“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政策,增加了我国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很有可能通过利率、汇率、资本移动等渠道向全世界扩散,从而诱发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如果我们早下手做准备,新一轮通货膨胀或将避免。”
八对经济数据背离
投资的高速增长与进出口加速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上升与用电数字仍是负数的背离;工业增速上升与财政增速负数的背离;货运量正增长与港口吞吐数据下降的背离;名义消费增长与实际消费增长的背离;股指增长与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的背离;以及房地产销售的增长与实际房地产投资的增幅很低的背离等。
5月份投资加快增长,但是进口下滑加快,5月进口下降25.2%,比4月份下滑加大(4月份进口下降23%)。只能说明投资很多并没有进入实体领域。
如消费,考虑实际消费增速上升(物价下降引起)是没有意义的,名义消费(零售额)增速放缓,则说明经济下滑已经从工业、投资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说明经济下滑更严重了。
通缩实际在加深,就业问题异常严峻,外需下降可能未来更大,房地产可能去库存化才刚刚开始,产能过剩更加严峻。
在2009年5月份投资增速为38%以上的作用下,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8.9%,而发电量是同比下降2.7%。如此高的投资,如果不是打水漂,那则需要给出解释。如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投资,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日。同时现在去库存化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
尽管这两个月贷款高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但是存款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尤其企业存款,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定是银行和企业做一些安排,一个是现实的考虑,钱下去产能过剩情况下、经济下滑情况下,贸然投资对于银行与企业就是坏投资。
1987年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即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开放政策实施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央在启动国债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实施了住房市场化等改革,由房地产启动带动了钢铁、建材等一系列行业的兴起。
从历史所看到,改革实际上是走出萧条核心的因素。是深化了对外和对内的开放。
现在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实施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60年可以创造200万亿-300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需求,目前中国经济只有30万亿左右,下一步放开户籍等政策,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化率,GDP再过30年每年保证8%-9%没有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提出的能源革命的路径,也令人遐想。他测算发现,目前全国产能设施资本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倍,实施新的技术,将我国50%的产能以新的符合环保、节能减排标准的技术更换一遍,那么可以有占GDP约1.25倍的空间创造,这样放在10年,每年这方面可以带动经济10%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