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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8 8:27:00
>>书评:巴金《寒夜》

安娜与曾树生出走现象探索

   胡优优

 

摘要  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安娜·卡列宁娜》中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安娜;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中亦出现了一位追求个性解放的妻子形象——曾树生,在安娜和曾树生身上共同表现了妻子出走这一主题。本文将竭力分析安娜与曾树生人物形象之共性与差异性,探索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行为动因,并注重从中西文化、家庭伦理、性格差异等方面探求导致差异性的原因,试图挖掘出东西方文学中共同主题背后所蕴含的不同之社会意义。

关键词  出走  安娜  曾树生  个性解放  家庭伦理

 

世界文学史中表现“妻子出走”的经典之作当属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对于此类社会问题的研究的著作汗牛充栋。本文将选取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安娜与中国现代作家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将探求安娜与曾树生追求个性解放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共性,这两位来自东西方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正好可以反映出东西方女性在面临同样生存困境时选择“出走”这一方式来寻求人生的自我救赎。

一、安娜与曾树生出走之共性

安娜与曾树生是出走故事中的主角,虽然滋养她们的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但她们却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困境——家庭生活得不幸。围城中的她们在以下六个方面显现出共性:安娜与曾树生都是美丽动人的年轻少妇;安娜与曾树生的家庭生活都很不幸;安娜与曾树生都是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特性的勇敢女性;安娜与曾树生选择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式相同;出走之后的安娜与曾树生也有着一样的心情——矛盾;安娜与曾树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悲剧。

安娜与曾树生出走故事的共同特点中我们主要就她们家庭生活的不幸、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勇敢女性、出走之后同样的矛盾心情和面临的同样悲剧命运来一一阐述。

第一,安娜与曾树生的家庭生活都很不幸。安娜年轻时由姑妈做主嫁给了比她大许多岁的彼得堡官僚卡列宁为妻,但卡列宁性格枯燥,感情贫乏,是伪善僵化、缺少生命力的官僚机器,始终让安娜无法对生活产生满足。曾树生虽在年轻时与汪文宣自主恋爱而结合,二人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可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汪文宣褪去了青年时豪情,懦弱得无力反抗,渐渐失去了曾树生的爱情。曾树生与汪母的矛盾也是家庭生活苦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安娜与曾树生都是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特性的勇敢女性。安娜真诚,善良,富有激情,生命力旺盛,面对冷漠无情的丈夫和死气沉沉的家庭环境,她大胆地说:“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虽然曾经试图抵制伏伦斯基的爱情,但后来她还是奋勇反抗,离家出走,追求自己的爱情。在曾树生的心中,家永远是昏黄、阴暗、寒冷的古庙,“有我没她,有她没我”。她经常打牌、跳舞到深夜又何尝不是对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得反抗?调职去兰州,是曾树生与家庭决裂追求个人幸福的关键一步。

此外,出走之后的安娜与曾树生也有着一样的心情——矛盾,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悲剧。安娜出走之后矛盾万分,既想与伏伦斯基相守,又难以割舍对儿子的想念与对政府的愧疚,情人、母亲、妻子的三重身份使她成为一团矛盾。到最后,她只能抓住对伏伦斯基的爱情了,结果抓得越紧反而失去得越快,爱情的不缺使安娜变得偏执、乖戾、怀疑、自私、暴躁、恐惧,安娜最终难免主动走上了卧轨自杀的悲剧。曾树生同样如此,即便她走后仍对家庭念念不忘,不然她完全可以一走了之的音信全无。即使她提出与汪文宣离婚,但当陈主任向她求婚时她犹豫了,她还是回到了家中,可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只剩她一人在寒风凛冽的阴暗的街上。

以上即为安娜与曾树生出走情况下的共性。其实,仔细品味,在这些共性之中依然充满着差异性,这些细微的差异性正好体现出了东西方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不同特质。

二、安娜与曾树生出走的差异性

首先,具体的家庭生活环境不同。安娜出身贵族,又嫁给了上层官僚卡列宁,因此衣食无忧,她要追求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要高于物质层面。与丈夫之间毫无爱情可言,但对于儿子谢廖沙却疼爱有加,安娜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她需要获得更多的是情感安慰,情感上的归依与安全感。曾树生还是与汪文宣是知识分子,在战乱年代家庭生活朝不保夕,她需要获得生存的安全感。她与汪文宣之间曾经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但激情已冷却,在现实生活得残酷打击下爱情逐渐消退,儿子的老气横秋的“丈夫相”始终提不起她的爱意。曾经她获得过自由结合的爱情,而现在的她缺少的是生存的安全感。因此。她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存需要。

其次,出走的动因与追求的方式有细微差别。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安娜出生贵族,衣食无忧,物质生活生平较高,她所缺乏的更多是情感归依,因此爱情是她出走的纯粹动因,安娜曾不止一次地对伏伦斯基也对自己说“对你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我们要的只是爱情”。同样是为了“活”而出走的曾树生,她的出走不仅是家庭生活的苦闷,更多的是物质生活的不能满足。这并不是说曾树生嫌贫爱富,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只能在银行当“花瓶”而过活,这其中的屈辱非个中人不能体会个中滋味。因此,她要逃避这种生活只能依靠上司陈主任了,她不能让自己再过这种人格尊严无法保全的日子了,她太需要生活上的安全感了。(其实,依靠陈主任而生活她的人格尊严也不能保证,只能说这种伤害相对而言较为间接,不易觉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动荡条件下一个女人活着十分艰难。)笔者在此并无贬低曾树生之意,只是安娜与曾树生两人的需要不同,因此主观欲望不同,追求的东西也就不同,而她们都是知识女性,并无贬低一方而抬高另一方的意图。

最后,安娜与曾树生背后的社会环境不同。虽然同样处在社会变革时期,同样是以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为基本线索,但二者身后所处的大环境确实不同的,托尔斯泰所描绘的是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贵族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在家庭特别是在婚姻道德伦理方面发生激烈变化。俄国的上流社会已经腐化堕落,只要是未经公开的追求贵妇人和寻找情人的行为都是被贵族阶层认可甚至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他们不允许的只是公开的追求,这是何其可笑!培特茜夫人与人暗地里婚外情却可以恬不知耻地指责安娜与伏伦斯基在一起。安娜遗弃了家庭,结果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遗弃。安娜被她所属的社会阶层抛弃,失去了生存的母质土壤。曾树生遗弃了一个家庭,她的出走不仅是社会动荡的战争年代生活得不确定,爱情的消退,还有中国特色的婆媳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出走深深打上了中国式烙印。

三、出现差异性的原因

其一,中西文化差异。西方文化追求平等、自由、民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牢牢钳制女性的灵魂,使她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五四新思想如春雷一般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禁忌,而是漫长的封建传统的变更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改变。曾树生虽然作为一个时代新女性,但她并非一个纯粹的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她跟陈主任去兰州,寻找的是一种生存下去的途径。中国传统父系社会的男权意识主宰了几千年中国女性的命运,女性并不能彻底脱离男性而在社会上独立,曾树生也只好依附于陈主任而生存,他们之间仍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安娜的出走也是为了活下去,但她的行动显示出平等与自由——自由地选择爱情对象,平等地与之生活在一起,她追求得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一种在女性心底苏醒的权利意识。并且,当她发现自己的爱情上出现不平等之后,安娜试图努力找回,当不能找回时她便自主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安娜身上少了曾树生那么多的禁忌,安娜可以大胆地与伏伦斯基结合,为他怀孕生育,这在曾树生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二,家庭伦理差异。在这方面我们将探讨重点放在曾树生上。家庭是人类两性通过移动的婚姻制度建立起来的共同生活得组织形式,家庭是与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以任梦的婚姻为基础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在传统中国的父系社会里,亲子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血缘关系。中国家庭伦理是以父子作为核心的纵向关系,西方则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横向联系。因此,在中国家庭伦理中夫妻关系知识父子关系的附属物,家庭秩序的连结点以“子”为核心构成“父——子”、“母——子”、“夫——妻”关系。这样一来,婆媳关系就是一种以“子”为桥梁联系的一种间接关系。婆媳矛盾便衍生称谓了中国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由于家庭伦理的先在性、移情、封建家长制权威的崩溃和时代环境的影响,婆媳矛盾在社会转型期便愈演愈烈。《寒夜》中的曾树生的出走与婆媳矛盾不无联系。曾树生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新女性,思想自由,认为喋喋不休的汪母只是一个“二等老妈子”;汪母是受封建教化成长的书香门第的家很脏,她认为曾树生只是“花瓶”、儿子的“姘头”,只会跳舞打牌,生活部检点。这些在安娜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三,性格差异。尽管安娜与曾树生都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都遗弃家庭出走,然而她们的性格还是有差异的,安娜相比曾树生要更为勇敢,主动性更强。虽然面对着遗弃的家庭她们都有不舍,但安娜的忧郁要比曾树生少。安娜留恋的只是儿子,她要离婚,要求彻底断绝与卡列宁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她是十分明确的。曾树生却是犹豫再三,当她主动遗弃了一个家庭之后,面对着故地重游的惨淡现实,她唯有被动接受,因为“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她的命运是一种强迫式的接受。安娜在难产之后在家庭中无法生存下去,遗弃了家庭,也被上流社会遗弃了。她抗争过,嘲笑过她所属的上流社会。当她以个人之力无法回击一个社会阶层对她的迫害时,她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卧轨自杀。安娜在上流社会前无罪,但在永恒道德前犯下了罪。她要比曾树生勇敢。

此外还有二者经济状况的差异,这里将不再赘述。

安娜·卡列宁娜这一艺术形象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完美的描绘之一,至今熠熠发光,闪烁着人性风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但是,《寒夜》作为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历史地位也应值得我们重视,以往我们只是把这部作品看作是动乱年代“小人物”的史诗来评价,气势《寒夜》中所蕴含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①巴金著,《巴金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1月第1版。

②列夫·托尔斯泰著,智量译,《安娜·卡列宁娜》,译林出版社,19967月第1版。

③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月第2版。

④陈金华著,《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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