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小时候的老家，那是七十年代，我不过十来岁。老家的村庄约有四十多户人家，大多姓于，但也夹杂着其他的外姓人。村庄是一个由五六十年代从不同的地方逃荒而迁徙过来的外户人家组成的，位于湖南的南部。

“打卦爷”就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至于村里人为什么叫他“打卦爷”，我也不知道,是“看八字”“算命”之意？好象也不是。

打卦爷爷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从未听村里人喊过他的姓氏与名号，村里人提起他时就说“打卦爷”。打卦爷爷应该没有结过婚，他的儿子是带养的，好象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一个乞儿。打卦爷爷房子的架子是用杉木搭成的，墙壁则都是用杉木皮围成的，有好些洞眼，冬天时常冷风飕飕，用“白天风扫地，晚上月点灯”来形容也不为过。

到后来，打卦爷爷的养子成了亲，就与他分开过了，不过离老人也不远，就在隔壁。他们父子分家的原因，我从未听人说起过。打卦爷爷住在杉皮房西北角的那一间，正好与我家相邻。他一个人做，一个人吃，那间杉皮房是他个人的世界。有了孙子后，他就帮着抚养，但仍旧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村里的男人都很嫌弃打卦爷爷，原因是他会吃老鼠，吃青皮蛤蟆、吃四脚蛇。有一次，我家的一只肥母鸡掉进了污泥坑淹死了，父亲要丢掉，他却要了去弄干净煮着吃了。他做饭的声音总让我充满好奇，我常常透过杉木皮的小孔往里窥探。还有一次，我在邻居家玩，他站在门口向我招手，我怯怯地走过去，他将一把红薯（地瓜）干放在我手里，说是刚晒好的，又软又甜，很好吃。我接了，却怎么也不敢吃。回到家里，我将它放在桌子上，告诉二哥是隔壁爷爷给的。二哥拿着就吃，吃得津津有味，我只试了一小点，不过还好，味道和父亲做的没什么两样。父亲知道后，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叮嘱我们不要去他的房间玩，免得将跳蚤带回家。

初冬时，暖洋洋的阳光天，打卦爷爷会掇条小凳坐在屋前的木台阶上晒太阳，他会脱下最里面的衣服，光着膀子，背对着太阳，认真仔细地翻看着衣服的每一个细缝。有时，他会捉上好几个跳蚤，每掐死一个，都会骂一句“你这婊子养的”。这是打卦爷爷骂得最多的一句话，只要村里某个人惹恼了他，他就会骂这一句话。

村里的男人都会抽一种自制的劣质烟叶，但我从未看见打卦爷爷抽过，他因此也招来了村里其他男人的嘲弄：“老东西，不象个男人。”村里的女人却并不是很嫌弃打卦爷爷,或是因为看他可怜吧，都愿意为他做布鞋。说来也怪，打卦爷爷愿意接受妇女们做的鞋子，却不愿意接受她们帮他做针线活，所以他衣服上的补丁总是歪歪扭扭，很不齐整。他糟糕的针线活在村里是出了名，很长一段时间，都遭村里的男男女女的嘲笑，村里人会骂女工粗糙的女人为“打卦爷”。打卦爷有时也骂人，但我从未听他骂过他的儿媳妇——邻居婶婶。

记得有一天，我实在经不住好奇心的驱遣，跟着邻居家的弟弟进了打卦爷的屋子。其实，他的屋子除了地面在些潮湿外，也算是干净的。可他的床单、蚊帐、被子都是黑色的，给人感觉有些阴森。见我进去，打卦爷爷很高兴，便从灶堂里扒出两个香喷喷的红薯，给我一个，邻居弟弟一个。我不敢接，他又将上面的灰吹了又吹，拍了又拍，之后又用衣角擦擦，硬塞到我手里。我不得已接了，赶紧逃了出来，将地瓜交给了二哥。二哥也不嫌弃，接了便吃了。

逢年过节，父亲从山上打些野货回来，总会叫二哥送一点给邻居婶婶，也送一份给打卦爷爷。那是八月底的一天，我跟着一群小朋友去林子里拣板栗，回到家里突然肚子疼得难受，倒在床上真打滚。那一天，二哥一个人在家，急得团团转。喊邻居婶婶，她也不在家，二哥就喊打卦爷爷。打卦爷爷正是屋前的菜地松土，赶紧放下锄头来了。他摸了摸我的额头和手心，说我闯到“沙”（中暑）了，叫二哥赶紧倒一碗盐水来。他将我的头按低，用浸过盐水的中指和食指在我的后脖子试了试。二哥抱着我，叫我不要怕。打卦爷爷的两个手指夹着我的脖子上的肉拉起，放下，动作快极了。我哭喊着，想挣脱二哥的紧抱，但不行。他们配合得太默契了，直到我整个脖子都火辣辣地疼，才松开手。二哥将我抱到床上，让我躺着。好像是千斤的重担从我的肩上卸落下来，我轻松而虚脱，竟沉沉的睡了过去。醒来时，打卦爷爷正坐在床头用手拭着我的额头，问我肚子痛不痛，我说不痛了。

打卦爷爷会刮沙，会拿穴位，会使暗劲，村里人都知道。有一次，打卦爷爷病倒了，我听见他不停地呻吟。邻居婶婶会一些草药方子，为打卦爷爷熬了一大罐药，但却不愿意直接送去给打卦爷爷——我不明白是为什么。二哥放学一回来我便将打卦爷爷病了一事告诉他。二哥一听，放下书包就去了打卦爷爷的房间。二哥将放在矮桌上的药端给打卦爷爷，要他喝。打卦爷爷喝了，一会儿，不再呻吟。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二哥很愿意去看打卦爷爷，并且一点也不嫌弃他。父亲说，没有打卦爷爷，就没有二哥。

原来母亲怀着二哥的时候，得了甲肝。二哥一生下来，头只有拳头大小，手腕只有大人手指大，瘦得皮包骨。两个月后，母亲想放弃，打卦爷爷知道后，便立即去将二哥抱回了自己家。母亲没有任何奶水，打卦爷爷就一口一口地嚼着地瓜饭喂养二哥。饥饿的二哥也来者不拒，后来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遗憾的是，母亲生我后因患产后风而离世。

也可能是打卦爷爷的原因，二哥在我们三姊妹中长得最高大健壮。后来父亲又告诉我，其实我也是打卦爷爷救大的，具体是怎么回事，父亲没有说。再后来我一直在读书，也忘了问父亲。       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是十七岁，上高中。那时，打卦爷爷的头发已经花白。到我工作后，回过几次老家，看见打卦爷爷，他脸色红润，银发闪闪，用“矍铄”二字形容他的精神再恰当不过了。打卦爷爷除了偶尔得个感冒，别无他病。老人活了九十五岁，仙逝时，我已在了千里之外的广州。

             2014年10月于广州桥东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