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围城》，囫囵吞枣得厉害，像猪八戒吃人参果，知道是好东西却愣是“没吃清楚”，吃后感得脑清目明，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地向人炫耀：我吃过人参果了。今天重温儿时的书，发现简直白读了，除了“半裸的真理”还残存脑海之外，其余的早已不见踪影。

 许多人读《围城》，总是强调这座城是“婚姻的城”，可是我看到的更有另几番意思。

 将这座围城比作婚姻，的确精准而巧妙。实际上，现如今的大多数人都明白婚姻如同一座城，并且是一座地形不清，地势不明的城，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与期待。城里的风光如何，是满目疮痍还是欣欣向荣？是怨愁如海还是甜蜜如糖？是有着无数急待围攻的敌人还是充满了革命主义情怀的战友？每个人都不确定。不确定的事情通常都有两面性：令人恐惧或者令人向往。好奇心属于每一种动物，人更是将好奇心发挥到了极致。许多人寻思：假设这座城犹如木马屠城，我也能一睹它的壮观，这未尝不是好事！还有人更加异想天开：即便是座进退两难的死城，说不定也会因为我的进入而生机勃发也未必！胆小的人一直踌躇在外，等到老大不小还不进城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爬上城墙窥探一番，偶尔抓住城内一个幸存者，满怀希望地问道：“城里好不好？”那人迟疑一下，诡谲地回答：“你进来不就知道了。”于是终究敌不过这座城的诱惑，英勇地走进城门。更有些自称脑袋清楚的，干脆标榜一辈子不进城，但是等到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进去后，他也相当于被孤立在一座空城中，滋味同样不好受。婚姻的微妙恰如钱先生笔下的围城，固若金汤。其实，坚固的并非婚姻本身，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共识的婚姻形式。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婚姻就成了进行繁衍生息的文明仪式。有了婚姻，似乎就有了应有的社会认同，不再是社会的孤魂野鬼，于是也就有了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结了婚的大妈热衷于当红娘的原因—— 一旦自己的身份被认定了，而这种认定又是在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的催压下完成的，你就不愿他人变成能够有能力抵御这种力量的个别。有了身份的认定，似乎人生才不会“有所偏颇”，才会成家后继而立业，传承应有的人伦。因此，这座围城已经不单单是已婚或未婚的分水岭，而是意识形态上传统性与变革性的交锋处。进了城，也就宣布了一种身份认同，把人生绝然分成了两截，而那些无法适应这种割裂的人最终将在这座城内尝尽挫败。或许有一天，城内的嘈杂愈演愈烈，怨侣越来越多，这座城也难免会被摧毁。到了那时，城里城外一片天地，是否又是另一番颇有深意的景象呢。如同《围城》末尾所描述“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实际上，读《围城》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总是盘旋着这么一个形象：长褂的中国文人互相交织着，寒暄着，笑闹着，悲号着，一会儿互相作揖，一会儿互相白眼，热闹地穿梭，互相交替着自己的身处之地，而后错落、移动、上蹿下跳，得失无常。这就是我内心最可怕的围城——虽然它被钱先生以如此微妙的手段勾画出来，还是让我心生恐惧。这种带着温润笑意的讽刺让人触目惊心，这难道不正是中国文人的世故情态吗？钱先生用一座城将中国文人圈在内，站在高处看他们嬉笑怒骂，而我们在嗤笑的同时，却抬头不经意看到身旁的围墙，这才发现自己也在城内。大作的干戈常常为了获得一处高地。为了争得这处高地，城内之人绞尽脑汁措辞、行事，算尽了机关，花尽了心血。然而这一切在钱先生看来，仿佛瓮中的蛐蛐儿，一战一败之间只惹得几多笑料，而真正在外欣赏的人对他们的情势一目了然——原来，争来争去还是争不出这座围城，跳不出自我的小天地。这种格局可能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格外强调的，这让我不免替中国文人叫累。实际上，谁不愿意两袖一甩，像徐志摩一样“不带走一片云彩”呢！然而，民国时期的徐志摩、邵洵美一流毕竟是祖荫深厚，有的是资本徜徉康河的金柳下，而大多数的中国文人却是一辈子与“穷酸”为伍。带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大多数的文人瞧不起商人，嗤之以鼻的同时也极力寻找另一种社会认同。于是就出现了科举，近现代有了所谓的“职称”。可怜的是，这座城里的人越挤越多，小庙容不下这么多菩萨，于是无血的战争就这样无休无止地开始了，直到现在，依然厮杀得厉害。前些日子，章君的大学同学来京办事，章君凑起寥落两三人一起聚一聚。可惜这种聚会常常让人趁兴而来，败兴而归。座上的几人从头到尾在热烈讨论“小围城”（学院高校）里的大小轶事，主题无非与一些小学生学习的正反义词（什么“正副”，“主次”）有关，让人悻悻然。这又让我想起广大人民群众所热衷的“同学聚会”，实际上就是隐喻的“成就比较会”，从前潦倒的发迹了，声如洪钟；从前卓越的现在落败了，郁郁寡欢，好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又是“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