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师生互动的问题

　　现在，上课一定要强调师生互动。而且搬出很多理论，规定上课的几个环节，强调学生必须要有多少问题。有的课简直上成了“满堂问”。规定一定要用多媒体。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关键是心动，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讲到底也不妨，一句不讲也不妨。相反，课堂再热闹，也是枉然。如今上课叫“作课“，犹如过去唱戏，“作秀”，“作…科”“作…介”。

　　5、关于知识和意见问题

　　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

　　6．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现在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

　　十九、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他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智慧。他告诫人们“凡是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科学主义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说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很多树很多花，树是绿的，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讲话，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买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这是多么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还有一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难怪一个小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孩子不容易”！我见了如获至宝，马上登在《童心童言》上。并且编到《教师人文读本》里。

　　科学化管理代替了人性化的管理。听课、评课，无穷无尽的指标。就是不见人！

　　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甚至说是魔教邪教，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

　　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科学主义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如对于宗教，对有神论，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都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是骗人的毒害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其实，马克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有着一段精彩的论断：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盛开的不结果的花，是医治人们心灵痛苦的精神鸦片。宗教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可是我们横加干涉而且要加以批判。

　　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也就是少讲点科学主义。

　　（5）第五条绳索“技术主义助阵”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更不说评判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评判。）

　　还有，在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

　　把某些教师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真理，还说是科学管理。

　　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了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

　　再从实践看，语文课（其他课也一样），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要加以控制，这里有没有将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如何计算？上课决不是演戏，决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单用固定的模式上课，再精彩的课也会引起学生的厌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许能用于搞课题，写论文，但决不适用真正的课堂教学，教学要符合规律，力求科学有效，“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师生可以交流，可以共同探讨问题，更需要艺术。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需要教师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总之，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说：“你可以期待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风却随心所欲地从四面八方吹来。”我要说：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总之，这五条绳索捆绑住我们的学生：

　　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

　　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

　　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

　　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

　　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

　　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三）教学主体的缺失

　　然而，是谁来具体操作这五条绳索，也就是说，是谁来拉动这五根绳索的？是教师？那位，杀死郝旭东老师的高一新生，最恨的是教师，在《死亡笔记》里最想杀的也是教师，因为，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运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

　　作为知识分子，教师是应该是有独立精神的人。然而，现在教师的的现状如何？普遍的情况是失去了独立性，缺少教学的理想和应有的责任感。成了应试教育的忠实执行者，“传声筒”，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

　　然而，如上所说教师并不是不知道要培养“人”，也不是不知道教育要“以人为本”，但是说起来也万分无奈，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上面有教育局、有校长，有年级组长盯着，边上有家长盯着，前面有高考指挥棒，下面有一心在高考中夺得好成绩的学生。升学率不高，校长要找到你，家长要找到你，学生要找到你，你自己心里也不安，你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受牵制。你只好加班加点以应付高考为首要任务。否则，你一个小小的教师，能做些什么呢？

　　再说，就私人的利益而言，你的评职称，与你的工作成绩息息相关，你的成绩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你何必与这巨大的力量对着干呢？即使装装样子也好。

　　而且，说实在话，好多校长教师在多年的应试教育的环境中生活，对此已经驾轻就熟，见怪不怪。他们已经习惯于成为一个对对答案的机器。他已经没有高屋建瓴的能力。他本身已是整个机器的一部分，还自以为是“名校长”“名师”。我敢说，如果不搞应试教育，如果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自由的生长，这些教师是不是还能胜任，是不是还能站稳课堂，是大有可疑的。

　　教师的修养，至少包括“道德修养”与“文化修养”。而今天的许多教师，包括中青年教师，甚至老教师，往往正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五条绳索，现在不过是愈演愈烈罢了）。如今，他们要培养和他们一样的学生了！他们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问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梅兰竹菊，皆茫然不解，兴趣几无……这就是我们大多数教师的现状！

　　不过，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其中包括我本人），他们就学于应试教育，从教于应试教育，绩效考核，战战兢兢，起早摸黑，受苦受累，为良为*，岂是心愿？

　　加以，教师经济条件不好，要买房，要买车，不得已挣外快，搞家教，明知家教大半骗人，反正有需求，我也有付出，总比当官的贪污盗窃要好，于是心安理得。

　　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与出版商书商合作，卖书给学生，不问教辅书质量好坏，只问有无利可图，及利益大小。

　　可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只知道“老师是为我们好”。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布置的，自然不惜金钱买来。那些教辅，大多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垃圾。每到高考一结束，撕书烧书的事，在校园里到处都是。

　　就这样应试教育在我们教师的手中，不但得到贯彻，而且得到强化。

　　然而，真的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吗？是的，是很难，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体制”。但既然身而为教师，总不能眼看我们的孩子在这水深火热中受煎熬！我们每个教师，总要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的。

　　我有两句话：

　　第一句：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

　　第二句：大环境不好我们可以创造良好的小环境。

　　毕竟教室门一关，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你。我曾听有些大学老师对研究生说，选学校不是主要的，选导师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大学如此，中小学，也是这样。

　　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学生学得热火朝天，有兴趣，站得高，那么，应付高考，即使不比别人高多少，也决不会落在别人后面。（我们的文科实验班，最近得到好消息，四十五个人中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还有好多已被英美名校录取。）

　　教改教改，教改的关键还在教师，没有教师，不但没有教改，也没有教育。所以我总觉得教师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关键是六个字：亲其师，信其道。现在，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毕竟有很多教师已经在应试教育中挣扎，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很多教师作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比如，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是。

　　我也是在拼命挣扎的教师中的一个。

　　（四）我的挣扎

　　下面我简单谈谈近十余年里我作的一些改良。

　　美国教育家华特说：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我坚持了这个大语文的原则。归真返璞，用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不断拓开语文学习的天地。

　　1、首先是向课堂上要效率。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材，现在的课本薄薄的只有二十几篇。其中古文五六篇，诗歌四五篇，说实在，即使把这些文章全吃透也少得可怜，何况其中还有很多为照顾政治，为了政治需要而选入的文章，这些文章实在是不能作为范文的。比如“关于香港回归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春天的故事”，还有鲁迅的为一点小事与人而争吵的文章。相反，很多经典的东西，没有进我们的课堂。为此，我首先是进行处理，该简的简，该删的删，而增加大量的原典名家名篇，包括一些好的时文。

　　2、在教法上，我坚持重语感，重积累，重语文实践，重感悟的开放式语文学习。把课堂还给学生，决不搞形式主义。

　　现在上面检查花样繁多。上课成了表演，最好是讲完最后一句话正好下课铃响。

　　其实，教学是没有一定的模式的，所谓“教无定法”，“教亦多术”，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文，有的可以一讲到底，有的可以让学生自己看，有的可以讨论，都无不可，而主要的还是要学生自己看，自己读，自己体会，教师是起一个组织者，引领者，示范者，共同的学习者（陪练）的作用。

　　例子；

　　《药》：读一遍，全了解了。

　　《世间最美的坟墓》一句一句读。一句一句讲。因为每一句话都有潜台词！

　　《沁园春》 ：引进各种说法。比如胡适说是薛蟠体。粪土当年万户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项链》讨论：人物、精神、进取、诚信、忍耐

　　《包身工》调查：当年的包身工

　　《边城》预习全文。

　　《鸿门宴》读史记

　　重点：我着重抓精读和泛读两个方面。

　　精读，这是最原始最传统最有效的语文方法，读、背、抄、默、复述，在读背抄默过程中，走近课文，走近先哲，使其言如出吾口，使其意如出吾心，从而积累素材，变化气质。

　　泛读，这是打开眼界，打开心胸不可或缺的。我们开设阅读课，开列必读书目，读名著，读经典，把羊放到水草丰茂的地方，让他们主动吸取，在广泛的阅读中与学者大巨匠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在广泛的阅读中，享受无穷的乐趣，形成强烈的读书兴趣，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在精读和泛读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同学间，师生间的宣讲、讨论、交流，让学生上讲台，让学生互相驳难，而教师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为了把读书的成果积淀下来，我们还指导学生先写读书笔记，进而自然而然地写研究性的文章，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锻炼独立思考能力，启迪“自作主张”的精神，强化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提炼观点，阐述观点的能力。我们班级还曾搞过论文答辩活动，请了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十多位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对我们优秀的论文进行答辩。

　　过去教育部制定过教育大纲，现在名称改成“课程标准”，这当然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应该遵循的，但这是对一般的学校学生的要求，每个学校都有他的特殊性，完全应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变通，有人批评这叫“超纲”，我以为如果能超纲，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对学生的发展有利。

　　比如，我要求学生学写古诗，学写格律诗，学生在读了大量诗篇之后，读了“声律启蒙“之后，就学着写起来，每个人都写，写了一首又一首，写得非常起劲，创作的乐趣。虽然，诗写得并不一定合格律，但是在写诗过程中，还是享受到了成功的乐趣。

　　3、利用一切机会把语文学习延伸出去，

　　这样做，当然要占去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尽量利用间隙，比如进行早读。我恢复了早读的传统。读出声来，大声读，是学习语文的一个最原始的方法，但也是启蒙教育中最好的方法。现在每堂课只有40分钟，每周4堂语文课，除去二周一次作文，除去名目多样的考试测试验，真正上课时间所剩无几了。我们每天，坚持20—25分钟的早读，一学期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读熟了很多诗文。积累了大量语言和思想资源。

　　另外，我们搞很多语文活动，比如听讲座，逛书店，观话剧，看展览，练书法，学国画，学篆刻，演小品，办刊物，学采访，去学旅，编文集，生活有多丰富，我们的语文学习就有多丰富，特别值得提的是：

　　（1）引进时代活水，把学者教授专家请来作讲座，复旦、交大，社科院、华师大，大学的知名教授我几乎都请过。也请学有专长的人来讲，比如请金文明讲《石破天惊逗秋雨》《守护语林》。平均二周一次三周一次。让同学们接触到当代最前沿的东西。

（2）编辑班报班刊《读书信息》《读书做人》，进行读书交流。让同学们轮流当主编编委，锻炼他们实践能力。

（3）文化集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学期结束，我们总要搞一二次文化集训，集中一二天，四五天，七八天，乃至更多的时间。听讲座，学书画，外出旅游。文化旅游到实地去，触摸文化，触摸历史，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在外出途中，同学们关系更融洽，他们更是文思如涌，写出大量的诗歌、散文。有一两天时间，我们就走近的，比如我们读了“项脊轩志”，到安定，到归有光的读书教书的地方去。读“再别康桥”，我们就到徐志摩的故乡，海宁硖石，还请来陆小曼的学生讲。只有半天时间，我们就到市内，比如华山路蔡元培故居参观访问。远的到浙东浙西，到山东河南。每次外出都首先做好充分准备，由某些同学分头准备好各种材料。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同学们浸润中国的文化中。比如这次我带的高一新生，不到半年，已两次外出，带他们去了宁波、绍兴。到天一阁，到大禹陵，带着他们读碑文，看楹联。起先由我点标点，解释，到回来这天，要同学们自己来读，大家一起看，居然能把一篇没有标点碑文大致读下来，基本读懂，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