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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一直在干涉教育，强奸教育，结果由于教育的一味顺从与善解人意，强奸也变成了顺奸。教育老前辈曾说过，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可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猾奴，就是愚奴。教育如果不再求真，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钱，又有何用？我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真；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心
看朱永新老师的《中国的教育缺什么》，颇受启发，朱老师认为，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缺理想……确实，中国的教育，缺的可不少！不过在我看来，除了这些东西，目前我们的教育还缺一个最关键的：“真”！或者说，其它缺都在其次，惟有“真”最根本。这方面，老前辈早已有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我们呢？千教万教，教人求假； 千学万学，学做假人！
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在造假。
首先假在教育内容。我是75年开始自己的读书生活的，上课时，我们唱祖国象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下课后，看到的则是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茅。上课，睁着眼睛瞎唱歌；下课，饥寒交迫无人理。从感情上来讲，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饶是如此，作文里还不能诉说，还必须与社论保持一致，所以小时候我最拿手的作文，开头必是在以某某某为首的英明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全国上下，形势大好，结尾必是奔向美好的未来2000年。
如今，跌跌撞撞的走过2000年了，也没发现啥美好。课堂上虽然用不着瞎唱了，可有些课的内容仍是有点高蹈。我很庆幸，我教历史而没教政治，否则，课堂上净给学生讲些自己早已不信的堂而皇之的东西，耽误时间、浪费生命、误人子弟倒在其次，可怕的是，假的东西，孩子们迟早会自我发现，等发现后，他们是什么感觉？
有一阵子我迷上了与马克思同时期、同知名度的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真知卓见让我震惊，更让我震惊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课中只有马克思而没有马克斯？难道就因为二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真理不是愈辨愈明，真金不是不怕火炼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现在，我知道了，但是这更增加了我怀疑一切的禀性。犹如我一个同事，她打麻将时，来了一个诈胡，被人发现了，却导致同事们怀疑她以前所有的“胡”都可能是诈胡！在这方面，西哲笛卡尔说：怀疑就是方法。中国诗人北岛呼喊说：我不相信，天空是蓝色的。总之，我们有理由怀疑一切！
如今我教历史，每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我都会告诉学生，这是我的个人私下看法，至于公开看法，书上写得好好的，考试时你背下来就行，人家若出个“试谈谈你对某某伟大人物的看法”的题，那是跟你客气，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信以为真，真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 那就坏菜了，学生就笑。
作文里，学生依然写不得真话作文。孩子们之所以喜欢写日记，一提作文就头疼，倒不仅仅是因为日记里可以写隐私，而是因为日记里可以说自己的话。曾经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例数了春天的种种不好和自己不喜欢春天的诸多理由，可是结果却被老师认定思想不健康而被判为不及格。春天，估计已成为某些伟大事物伟大人物的象征物，所以，想不喜欢春天，没门儿！
假内容的教育，著名教育者李镇西把之称之为玫瑰色教育。这种教育，只能把人都培养成色盲。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结果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那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老毛，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这就是玫瑰色教育的结果。玫瑰色很漂亮，但他致人色盲，如此教育，教育岂不在变相害人？
第二，是教育各种常规指标在达标检查时的造假。一是几年前流行的普九检查。为此我曾和一位乡村中学的教导主任聊过，他说普九标准多多，而乡下学校处处不够标准。一、要求生均图书15册以上，谁有啊，各学校自想高招，有的去借外校兄弟单位的，有的让学生从家带书，当然，检查完毕后还要各归其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实在凑不够，学校再掏钱去废品收购站买一部分，摞到那里显得堆大数量足。二、上级要求生均公用事业费要每年有两个增长点，别说增长了，好多地方早把这个取消了，不是没增长，而是干脆没有。为应付检查，需造两个条子， 第一个条子，是乡里的拔款条，公用事业费增加多少多少；第二个条子支出条 ，学校在这方面已花去多少钱云云。三、初中教师大专文凭达标率需达到80％以上，就把小学、中学里的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全编到一个花名册上以备检查。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儿，辍学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可实际情况是，好多农家孩子根本不上初中，怎么办？一个法子，借学生。让小学五年级的混到初一里，让初一的一部分混到初二去，再让初二一部分支援初三去……
除了普九检查，比较热闹的还有中央下达减负令之后各种形式的“减负检查”。其实，具体减负了没，大家都心知肚明。检查团临来之前，老师就交待孩子们了，问作业“多乎哉”，大家统一要说“不多也”。为防有记者暗访，学校更是格外交待孩子们，一旦有生人(记者同志)问“晚上几点钟睡觉”，大家要异口同声的说“八点就睡”，问“作业少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大家要统一说 “高兴”！孩子们乖，与学校配合得很默契，这情境，常让人想起老电影里，村口站岗放哨的红缨枪们，碰到可疑之生人(特务汉奸坏蛋们)问路问情况，他们随口编瞎话编得倍儿顺。没想到，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革命优良传统”被我们教育界给继承过来了。
孩子们长期浸淫其中，将学到什么，已经学到什么，不言自明。小时候，我们学过列宁打碎花瓶的故事，也学过华盛顿砍伤樱桃树的故事，可诚实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
第三，教育界各种考试的真实性与各式文凭的含金量以及学术的纯净，在人们心中早已大打折口。连续揭露出来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更是打击了教育的最后自尊。我们常常指责各式持假证者，可是各种正式考试，职称考试，自学考试，函授考试，以及各正规院校经济利益驱动下办的各式长短培训班，其真实性又能有几何？社会上戏言，假文凭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一种是假的假文凭。真的假文凭是从正规学校买来的，假的假文凭是从假证贩子手中买来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花钱多点，后者花钱少点；前者供各式党政干部和有钱的主购买，后者供平民百姓购买，有些基层干部，酒虫饭袋，按摩写成暗摸，可手里却大都持有硕士文凭，与其说是硕士，还不如说是硕鼠。这般情形之下，真的假文凭与假的假文凭也就五十步百步之别，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持假文凭者？
文凭掺假，学术也掺假。学术腐败除了已发现的，还有好多不易被发现的。比如同仁同学之间的传帮带，我发一篇文章，加上你的名，你掏个亮相费；我发你一篇文章，你给个版面费，否则没你的立足之地；而某些学术期刊更是沦为某些小圈子的阵地，外人想插进一足，何其难也。有些堂堂的大学讲师，为了评职称，更是不惜使用调包计，把别人发在刊物上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名字复制一下，再制作到原来的刊物中，就理直气壮的交上去邀功请赏了。
试问，连教育的殿堂都变成了造假的车间，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还能希望什么？
第四，说一下我们的教育理想。朱老师说，我们缺理想。其实，我们缺的是小理想，从来不缺的是大理想。道德与理想方面，我们更是高蹈，学生们在老师的暗示与规定下，只能有高尚的大理想，不能有渺小的小理想，如果有个学生写作文说自己的理想是长大了拾垃圾，既使你嚷嚷自己是为了搞环保，那也不行，你看老师怎么批评教育你。结果导致孩子们高的达不到，低的也不做：嚷嚷着长大要当科学家，却无意于关上身边的水龙头；嚷嚷着长大要为人民服务，回家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小皇帝般的日子。
至于老师们，更是在社会舆论的耸怂下，找不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教师本是门职业，爱岗敬业即行，当作事业做也行，可是犯不上寻死觅活的拚命进而连累妻儿老小？生命本是有限的，而利他主义则是无限的，用一己之不足却补社会之大余，即使勉做到了，却是以牺牲自己家庭利益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用孔家的话来讲，乃是过犹不及。这方面，我比较赞同茅于轼的观点，他说，人与人是等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损人利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所以，我不赞同教师作为牺牲被抬上道德的祭坛。再说了，从没听说西方的教师夜半还亮着红烛改作业，可人家的教育并不比我们落后。而且， 老师夜半还在改作业，肯定是布置作业多了，应当批评他的。
可是我们听惯假大空了，偶而听个真话，神经还真受不了，尹健庭事件就是个明证——2001年湖南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因在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提出“读书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这一命题及其论证，被同事告密，《中国青年报》以《某重点中学一语文老师这样讲入学教育课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为题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尹健庭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新闻人物，最后被所在学校株洲二中解聘。我现在特想知道那个告密者是谁，有没有遭到报应！
我不明白，为人师者，如果因为戴着一顶社会愣是栽赃给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就说不得读书为自己的话，那真是我们教育界的集体悲哀。教育没有自主权，教师人格不独立，结果便是教育沦为政治的婢女。政治把很可笑的一些东西弄成神圣，教育不但不去揭穿，反而帮着粉饰，结果，教育里原来很神圣的一些东西也复变得可笑起来。这里我想问的是，书不能为自己读，那饭能不能为自己吃？如果我说我吃饭为了国家，喝水为了国家，甚至睡觉也是为了国家，大家有何感觉？所谓的真理，有时是一种可怕的东西。真理若被某些权威人士操纵在手，就更可怕了，它会封住所有人的口。如果皇帝说自己的衣服最漂亮是真理的话，那么凡是说皇帝没穿新衣的，那可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现行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就是这样对待布鲁诺同志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有了个“言论中性”规定。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言论对错，你有说出的自由与权利，听不听则在大家。大狗叫，小狗也叫，不能因为小狗叫得不对，就不让叫，更何况，大狗叫得也不一定对。教育本是求疑求异，可我们却是求忠求同。尹健庭也许说得不对，但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吗?
政治一直在干涉教育，强奸教育，结果由于教育的一味顺从与善解人意，强奸也变成了顺奸。教育老前辈曾说过，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可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猾奴，就是愚奴。教育如果不再求真，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钱，又有何用？我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真；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心。
教育没钱，影响的可能是教学质量，可教育中没了真，影响的却是生命质量与人的质量！失却了做人的根本，我们何以立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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