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尊心曾遭受两次打击

■专家以特有的视角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寻求历史的真相
　　■演讲者：端木赐香

■读历史时你可能想哭，可读得多了，会变为傻笑

　　开讲之前，先把两个相关概念的边界划分一下，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落脚在文化，其内容为物质、制度、行为、心态等，能寻找出一些审美的价值；文化传统落脚在传统。前者是文化，能寻找出一些审美的价值；后者是传统，构成了路径依赖，因而更需要普世价值的观照。
　　中国文化传统几千年下来，就是专制集权与奴才顺民那一套。没什么可恭维的。当年的五四精英，炮火也应该集中于这个方向，只不过恨屋及乌，捎带着把传统文化也都恨上了，比如汉字本身都让他们看着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时至今天，充血的鸡冠冷静下来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又有所把爱。
　　站在审美角度，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很美的东西。这让那些对文化传统恨之入骨的人两难。怎么办呢？就我自己来讲，常把嬉皮当武器。具体来说，就是欣赏加调侃。比如封建社会女人的小脚，让中国女人变成了一件件手工艺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娉娉婷婷，比西方那些地动山摇的大脚板子们美丽多了。北大教授辜鸿铭13岁留洋，通晓多国鸟语，归国后第一件事却是遍寻中国小脚女人做老婆！这老兄除了坚持中国传统外，估计还有个审美的意思。当然会有人说裹脚不人道，估计他们没看到现代女人为了美，那种掂刀弄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精神。割眼皮打耳孔都是小菜，有些人为了“惊艳”，下了手术床，整个人变成了大粽子。
　　总之，没有点牺牲精神，美从何来？再说，已经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小脚的诸多好处。
　　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你错了。中国的道德批评已经够泛滥了，我何必把自己也弄得不咸不淡呢？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我属于后一种，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

■被船坚炮利伤害，伤痛之余，只好带着情绪，去做异域的学生
　　西方学者赫根汉认为，人类自尊心已连受三次打击。第一次来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第二次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三次打击来自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人的行为。
　　按上述的逻辑，中国人的自尊所遭遇的打击并非仅此而已，而且更严重。
　　第一次伤害，来自地圆学说，它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中国并不处于这圆球的正中心。13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地圆学说了。16世纪末叶，利玛窦送给中国一张世界地图，中国学者一瞅，当属正中的中国被弄到了偏西的位置，当即气冲霄汉，斥责利氏“邪说惑众”，认为画地图的人更是“画工之画鬼魅也”。康熙时，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听说了地圆学说，他的反应是“喷饭满案”。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告诉国人，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是我们历来所想象的那样乃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中国学人谁还能喷出饭来？
　　第二次伤害，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它没有论证，只有武力，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到大清，竟对付不了来自异域的各色“鬼子”的“奇技淫巧”。当魏源斥理学家之理学为“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斥用繁琐考证方法研究儒家经典的汉学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时，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心灵那滴血的伤痛。
　　伤痛之余，只好夹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小情绪，去做那异域的学生，学的过程中，当然难免强撑着天朝大国的架子不愿放下，有些人干脆发明一个“中体西用”的说法以自我安慰。用普通话来讲，就是牛体马用，马体牛用。让马去犁地，让牛去奔跑。用民间语来讲，是驴唇不对马嘴。内心里讲，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体制是最优秀的，只不过船不坚炮不利罢了，于是洋务运动就这么开始了。
　　可惜甲午海战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只有点头yes摇头no的份儿。时人举国大骂李鸿章，好像李大人天性就喜欢卖国，不卖国心里就不踏实似的。李鸿章当然纳闷，苦心经营十年的北洋海军为什么眨眼之间打个水漂就没了呢？船坚了炮利了为什么却对付不了蕞尔小邦日本？李鸿章的纳闷，由康梁师生出面解答了，于是维新取代了洋务。
　　如果说洋务只涉及了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已涉及了制度层面，可惜这维新只有103天的寿命。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又拿来一个名叫“共和”的新药方，奈何水土不服，终归流产。学者们继续寻找病源。于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被引进，“科学”与“民主”成为二十世纪初最耀眼的两颗星星。

■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

　　读史读到这里，欲哭无泪，只好以歌当哭了。我想庄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欢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大悲呢？何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
　　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态度可以减轻我的受伤感。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所以，请原谅一个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对于其文化心灵的呵护以及呵护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适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古代近代文化数千年，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似乎并没有以身作则。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什么玩艺儿啊他！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宋代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言官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捕风捉影地上书言事而不用担心诽谤罪。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轻”之风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朝代。据此两条，我们就很难断定叶绍翁记载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属实。但不属实怎么样？属实又怎么样？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我怕自己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皆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政治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

■传教士被杀成为外国开战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只能是借口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古希腊怀疑学派有这样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黄继光，也不是在想刘胡兰，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流传下来。
　　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学史更需要。举一个例子吧，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经常发生案件。大清政府及一般百姓对此的看法是，西方传教士一死，正好成为西方国家欺负或侵略中国的借口。事实上，这只是我们这边的价值观念与执政理念。
　　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政府收了税，就要为国民提供公共安全，就有保护国民的义务，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及正当性。而中国的封建政府，是断不会为一介国民在异国土地上的遭遇和死伤而操心的。相反，它严防国民走出国门，一旦走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政府拒绝他们回归，并且对其在异国他乡的遭遇与生存状况漠不关心。
　　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侨民两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诏书来，让福建抚臣过问此事，又过了一年，福建抚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依大明政府的思维，为一些国民境外的死伤而动武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政府开始知道保护侨民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晚清最后的时光，光绪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议下，政府废除海禁政策，颁布新条例：“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说句不客气的，清政府这个时候，也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无赖”商贾和“贱民”华侨从理论上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护依然谈不上。梳理了这个文化与政治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马嘉理事件、能方济事件，对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来讲，它根本就是战争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当然就只能是借口啦！
　　对于外国发动的战争，当然可以愤怒，但愤怒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对于历史的全方位认识。比如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清政府自己都承认，乃是政府官员失信于洋人所致。实际上政府失信，只不过需要替罪羊而已。慈禧政变成功后，就把失信于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身上。还有，教材在描述圆明园被烧的时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尽人皆知的话，愤怒地斥骂法国是强盗。这种怒骂对我们来讲，似乎是一种安慰。不过，反过来看，则让人不舒服，一个法国作家骂自己的政府为强盗，又没有被政府视作“法奸”。
　　再举个例子，洋务运动时期，一提起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大，人们备感自豪。说穿了，这是国人的一种定性思维。其实，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思维。大一统，天下和平，当然对百姓有利，也更对执政者有利。老实讲，苛政下的百姓，其生存状态比战乱时也好不到那里去，比如始皇统治时期。

■马寅初发表人口论，学生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全是标语口号式的谩骂
　　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之下，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大家共用一个脑袋，一个思想，但是毕竟有一些学人，冲破了重围，比如老子、庄子、李贽、顾炎武等。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学人特立独行有所质疑的品质。因为历史似乎始终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沦为了当代思想史。胡适说得文雅：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
　　一个教师讲完课，学生傻乎乎的没反应，无话可说，无意见可提，那就是教育的悲哀了。当然这种反驳是在学术范围内。举个例子，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看到学生的文章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谩骂，作为一校之长，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职。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
　　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
　　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的怀疑非常可怜。周宁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说得太对了，有些历史，几成盲点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特殊的国情。但是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化很难捉摸，文化分类也很有趣
　　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
　　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
　　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在文字范围表述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抄得多高级啊，仅把道字改成了文化两字。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时间角度、空间角度、社会层、经济形态等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比如从社会功用上，可以分为礼仪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四个层次。
　　此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孔子诞生前，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大一统，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之后是等而下之，越来越不堪！  文化能创造像韩国这样奇迹，文化冲突的影响则更大。
　　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有外国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
　　如果腐败成为一种文化，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防范不了它；更严重的是，如果制度是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制度本身就是反腐最大的障碍了。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地相似。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课题不无启示。
　　这些学者还搞出了一个腐败曲线，认为腐败与文化也有关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腐败有文化因素，也有政体原因。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反腐也不无启示。如果腐败成为一种文化，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防范不了它；更严重的是，如果制度是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制度本身就是反腐最大的障碍了。这样说来，文化之革命倒是一项长远的任务了。
　　阅读并了解文化，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学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鸦片战争，了解了其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对这场战争就会有深层次的认识。比如当年的教案，好多也是文化误会闹出来的，基督徒来中国传教，要办孤儿院，咱国人想，呸，鬼子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吃我孩子的心肝，否则为什么红头发绿眼睛，特别是那鲜红的大嘴，一看就是生吃孩子闹的。洋人一看没有孤儿愿来，就张榜公布，送个孩子赏几文钱，呸，中国的人贩子就应运而生了，把那有娘的孩子拐了来，送到教堂……
　　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可能是所有冲突的根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个同学，看五千年历史，观八万里环球，独仗剑，走天涯，三只眼，看天下，天地之间。

    作者小传
　　李桂枝，笔名端木赐香，网名三糊涂。1990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现为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及晚清史。出版著作有《我是如此美丽》、《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重读晚清六十年（1851-1911）》等七部。语言犀利、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