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三、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５至８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5〕
我们上面说到的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6〕。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四、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9〕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10〕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于是，我才对那种宣传彻底失望。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就知道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注释：
〔1〕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2〕见《北京文学》1999年第七期。
〔3〕见《小说选刊》2001年第七期。
〔4〕《周扒皮的1947》，转引自《文摘周报》，2008年8月8日5版。
〔5〕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2009年9月《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
〔6〕《“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见《山西文学》2005年十期。
〔7〕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九期。
〔8〕（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14页。
〔9〕（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10〕见《书屋》200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