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性民族的八大特征

许锡良

一个民族是否理性，主要从认识与处理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上的态度得到反映。

第一，对待时间的态度。理性的民族常常会有比较清晰而准确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也常常反映在相应的历史感上。非理性的民族，常常漠视时间。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汀早在公元300多年时候，就在他的名著《忏悔录》第11卷里，用整篇幅详细论述了时间问题。对时间的概念全面而详尽的把握可谓是最早的。现代钟表发明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及至爱因斯坦从宇宙范围内重新思考时间、空间、质量与能量之间的关系，演绎出相对论，这也是有其文化渊源的。在中国的古典著作里，能够这样专门论述时间的著作一本也没有。最早表达时间的警句可能就是孔子的那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然而相对古希腊哲人所说的：“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来说，孔子之言显得简单而肤浅。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说明了时间的一次性。缺乏时间概念的中国人，到了公元19世纪时，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还用专章论述过中国人“漠视时间”的特性。漠视时间的中国人，在千年历史上，只是一个相似朝代的循环，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政制。漠视时间的中国人，用于计时的工具粗糙、笨重而繁锁。

第二，对待金钱的态度。金钱是人类社会发明出来的，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然手段。一个民族对金钱的态度可以看出其理性程度。视金钱如粪土的民族必然要当场现丑，当然，拜金主义的民族，也将十分痛苦。然而赤祼祼的拜金主义也比虚伪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民族要好。中国文化，骨子里其实是唯物主义与功利性的。但是，却没有相应的功利主义哲学。相反，所有的只是掩盖功利的一套虚假说辞。最著名的论述就是董仲舒的那句：“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使在表述金钱观上也有着非常矛盾的地方。比如视“金钱如粪土”，却又说“仁义值千金”。然而现实中却是明朝思想家李贽所说的那样：“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对待金钱的态度常常用道学来掩盖，而骨子里追求的却是富贵。与明朝李贽几乎同时代的人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直面金钱财富。又有边沁的功利学说，将金钱财富的增加，看成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并且将之建立在市场秩序与法治秩序之下来研究，这样的民族就是理性的。

第三，对待性爱的态度。中国孔子虽然很早就有食色性也的说法。却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二千多年来，其结果就是让中国人变成了“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终于达至于这样的程度：“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就是存天子之大欲，灭百姓之小欲。因此，在对待性爱问题上，中国历史上，始终笼罩着一套严格的礼教。禁小百姓之小欲，成全的却是圣上的蓄三千宫女之纵欲。灭小百姓之小私，成皇帝家族之大私。回归理性的常态，应该是正视人的欲望。从心理到生理之正常需求。既不放纵，也不特意克制。德国有佛洛伊德的性解释学说，直面了人类的基本问题。当今西方世界里，允许色情公开合法存在，却又有相应的法度制约，既不回避，也不放纵，其实是在对待性爱问题上的理性态度。

第四，对待真理的态度。有没有追求真理的传统，这是直接证明了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理性的传统。一个理性的民族，有为艺术而艺术，为知识而知识，为文学而文学，为真理而真理的传统。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读书为做官，生儿为防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著书只为稻粮谋。追求真理更是没有的事情。中国从孔孟讲仁义开始，其实真实的追求却是“学而优则仕。”没有先验意识。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绝对权力。成王败寇。真理概念是没有的。所谓真理都是跟着权力走。有权则可以指鹿为马，无权则人轻言微。缺乏像苏格拉底那样纯粹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人。

第五，对待死亡的态度。理性的民族，不回避死亡的问题。能够认识到死乃是人生的重要问题。不会来一个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死，焉知生才是对的。向死而生，才能够真正明白生的意义，生的价值。因此，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开篇即以苏格拉底的死为话题展开对人生价值的追问。直面人之必死，才能够看透人生。懂得珍惜生着的每每秒秒。

第六，对待权力的态度。理性的民族，能够认识到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坏。因此，不会将社会的良善治理寄托于绝对纯洁智慧的圣人王出现。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约束权力，为社会大众服务。同时，认识到，权力是“天赋人权”的部分自愿让渡的结果。而自愿让渡就必须通过让渡的仪式与程序来表达，这就是投票——LET US  VOTE，是一个社会普遍的共识。制约权力不能够仅靠内在的道德诉求，而要靠另外的权力的制衡。因此，有权力的分立与互相的监督。而不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寻找到最上等的人来掌握权力。然后让权力在上等人手中胡作非为。

第七，对待人本身的态度。一个理性的民族在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上，有一套平等、自由的个人主义学说。将人的生命视为至高无上。不是高于牛马，而是高于权力、金钱、荣誉与地位。在这里“爱人如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推己及人”是大不相同的。爱人如己，首先明确的是确立自我意识。认识自己。然后才能够守信人己的边界。而推己及人，虽然避免了将坏的东西强加于人的一面，但是，却由此生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强迫症。一个非理性的民族，常常人己不分，群己不分。一生就那样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从来没有个人主张，也没有个性自由。只有从众之心。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每天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与他人不一样？因此，总想与人一样。而一个理性的民族每天要追问的是：我还有哪些应该是与他人不同的？从而只想做最好的自己。

第八，对待自然的态度。非理性的民族常常将自然看成自己的掠夺对象，天人合一，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反，是人对自然的蒙昧状态。因此，在这样的理念里，常常会有“人定胜天”，人高于天，也就是高于自然规律的错觉。因此，这样的非理性民族，自古就爱好砍伐，早在远古时就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那时又没有所谓名贵檀香木家具一说，要砍那么多的檀香木做什么呢？这只能够说明破坏大自然也是中国的传统。即使是“月宫里的故事”，美女嫦娥奔月，也要安排一个砍树的壮汉——吴刚伐桂。

由此分析，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理性的民族，仍然任重而道远。除非以上八个方面都重新进入常态，回归人性。

引者注：

    转载此文，也算我们反省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吧。当然，我觉得作者还是有点书生意气。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性，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以功利实用为根基的，注重现实人生，功利色彩过浓，比如官本位，比如对宗教的为我所用；而中国文化尤以儒家为代表，历史如此选择，后人只能尊重，尽管表儒里法，但一整套话语系统与国人思维方式还是儒家式的，义利观与君子论，尤其喜以道德臧否人物，理性根本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