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歌唱响神州大地

滥觞于重庆的“唱红歌”运动已有些烽火燎原之势，最新的消息是重庆已派出表演和示范团队进了首都，红歌已在北京的一些小区唱响。与此相应的是，唱红歌运动在全国广泛兴起。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宣传片发出了“火红一夏 惊艳中国”的口号。湖南卫视在2011年打造“红色青春季”。而河南师范大学开展“红歌进食堂，唱响你我他”活动，大学生们在食堂用餐时一边吃饭一边唱红歌。各种以单位或社区的名义组织的“红歌大赛”“红歌演唱会”等动辄“千人同唱红歌”的场景，正在各地纷纷上演。红歌不仅出现在陕西榆林的职工大会上，还走进了天津的法院、延安的监狱，各种“红歌达人”梦想并实践着“唱红歌走遍中国”，“农民自筹资金唱红歌”的报道更是在媒体和网络上更如雨后春笋。三峡中心医院竟疯狂到用唱红来治精神病，武汉城管让市区所有的马路洒水车全部改唱“红歌”，小学生也要童心向党，看红色电影成长；更可笑的是连女排备战奥运，也要集中学毛诗，背诵七律《长征》，声称读完后浑身是劲，征战奥运必有佳绩，重庆方面更是让犯人唱红歌可以减刑。用贺卫方的话说，就是大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意。

二、红色从物理学到政治学的演变

红色，本是自然界的一种颜色，是以通过能量来激发观察者的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波长大约为630到750纳米，类似于新鲜血液的颜色，是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但在政治学中，红色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共产主义国家用来表示共产主义。

这个政治学含义是如何而来的呢？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后来就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颜色，从此“红”就成为是政治色彩最浓的一个颜色词，象征着革命和进步。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象征着革命的“红色”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对红色的偏爱又融为一体，如中国最初的政权叫“红色政权”，最早的武装叫“红军”，把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的人称为“又红又专”，此外，“红旗”“红小鬼”“红色根据地”等词便应运而生。

三、红歌唱响中国的现实基础

勿庸讳言，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红歌之所以能够唱响中国，除了有关部门和个别人的大力推广、提倡之外，现实的中国确实存在着让红色运动可能复兴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已进入深水区，全民均可从改革中受益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再分配。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如腐败泛滥，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生态环境恶化，劳动力就业困难，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是暂时性的。有的则是改革开放不彻底，旧的体制和思想观念没有从根本上打破造成的。而红色文化中的公平、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工农当家作主等因素，恰恰能够在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中失意的人群中如城市下岗职工、农村失地农民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再加上某些势力的推波助澜、引导夸大，红色文化也就真的一步步走向全国。

四、警惕红歌背后的推手

那么，除了普通民众外，大力提倡红歌的又是什么人呢？

主要是两种人，一是毛时代的旧既得利益群体的残余，就是“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捍卫者”，用温总理的话说，就是“文革余孽”；二是改革以来形成的官商特权既得利益者，用吴敬琏的话来说，就是以权谋私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

——文革残渣。一些人在文革中打砸抢起家，获得暴利。这些人对于文革那段年月，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怀念文革那个时代，痛恨改革开放这个新时代。他们赞美文革，梦想时光倒流，让他们继续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特权势力。他们知道，民主和科学是特权势力最大的敌人，而集权政治和思想管制，使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怀念集权时代，对于八九十年代以来集权政治遭到人们越来越深入的批判感到恐慌。因此，他们打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反对一切进步思想，宣传各种极左性质的思想观念。事实上，历史上每次极左思潮的泛滥，都与特权势力幕后操纵，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乌有之乡》这样一种明显具有极左性质的论坛，不时在互联网上兴风作浪，与一些特权势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五、红歌彰显的是正统论

红歌，表层是一种英雄崇拜，对高高在上的遥远的英雄的崇拜，骨子里是对高高在上的遥远的英雄们身上或隐或现的血统的崇拜。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打江山、坐江山”情结， 老子打下的江山，儿子是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看看我们的紧邻朝鲜，也许对红歌有所理解。当然个体的继承是有些和时代文明相违背，但群体的继承则能够占据法律和道义上的制高点。唱红歌就是告诉社会，告诉人们，权力是从何而来，又应该从何而去。

英雄的辈份传承是英雄血缘的半衰期，英雄的影响力也随着时间在消磨，所以英雄很有时间紧迫的压力，所以英雄要继续奋斗，维持自己的优势社会资源分配地位。唱红，歌颂英雄的前辈，彰显自身来源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并顺理成章、顺水推舟地登上权力的顶峰。

六、红色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控制

红色文化的兴起、鼎盛，乃至衰退，到几近消亡，构成了人类二十世纪的发展主线。

考察一下这场波及全人类的红色运动，就会发现，它是呈现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每一场后起的运动，都要在运动的规模、深度、方式、手段等诸多方面对前一场运动加以“修正”，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掌握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真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世纪的红色运动是一个修正主义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打到的过程。考察一下苏俄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最后到了这场运动的缩微版和强化版——那就是曾经成功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未能成功的秘鲁光辉道路，是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的。

回顾二十世纪红色文化，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文化的领导人特别热衷于对人类、宇宙终极真理的探讨和研究，如所谓万物的起源，宇宙的本质，物质运动的规律，认识论，方法论等等。这种玄谈不是用博学来唬乡下人。从现代科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古今哲学家所谈论的宇宙的“本质”、“本源”和“规律”等等命题是纯粹的假问题，但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这种言说却具有准宗教性质，是盗用科学和理性的旗号去满足人心中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渴望。近代以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日益世俗化，而红色文化的反现代性就表现为它是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准宗教政治运动，其宗教性的表现多多，而把整个运动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宇宙论的哲学之上则是一个突出表现，发现并证实一个单一的根本的宇宙真理和普世法则，用来指导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成为现代的上帝，理性时代的上帝，从而让其成员顶礼膜拜，匍匐在其脚下，这样，对成员进行精神控制的目的便达到了。而文革，就是这种顶礼膜拜和精神控制的顶峰。

七、红色文化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6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私有制经济从支流到主流，私营业主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和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不相协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新的要求；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关键利益，少数人掌握了多数社会财富，导致全社会仇富心理强烈，社会矛盾增多并呈激化趋势，社会稳定处在重要关节点上；官僚阶层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不仅安享其职务赋予的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待遇，而且权力寻租、变现，从灰色、黑色地带获取大量好处，并因此背弃其所属的民众，政府的公信力越来越弱，管理社会的努力往往受到民众的反弹；民众思想的觉醒速度、宽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在多元化潮流中，民众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正在民众的广泛参与下积极建构。

现有的政治框架已经难以容纳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众意识的的灵动身姿。中国正处在国家转型、社会转型的重要关节点上，今后中国走什么路，这条路怎么走，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但很显然，中国还很彷徨，仍未确定未来的道路。红色复古思潮的兴起就是其显著表征。与其说这是在怀旧，希望从历史中寻求慰藉，获得力量，倒不如说是一次冒险的回归尝试，某些人期冀通过弘扬红色传统，禁锢民众的多向思维，增强体制的合法性基础。

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前的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拿捏不定，是向历史转，重走红色道路，还是面向未来，积极寻求一条符合民众愿望、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径，在这两者之间，中国正陷入踌躇不前的态势。

八、中国未来的进步从进一步批判极左势力开始

极左思想，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灾难之一。中华民族，便是受极左思想伤害最深的民族之一。我们必须从上世纪走过的道路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再也不能让极左思想在中华大地泛滥，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极左错误祸害。因此，邓小平一再谆谆告诫，要反对极左，绝不能让极左思想卷土重来，毒害我民族子孙后代，耽误我民族现代化进程。

如果说上一世纪中国的进步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那么我们也可以断定，新一世纪中国的进步，必是从对极左思想的深入批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