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与非主流

——读史心得

夜读林觉民的《与妻书》，读到“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感慨颇多。不是因林觉民一辈人身上那股救国救民之理想，也非烈士们热血贲张、舍生取义之大无畏精神，而是在林觉民的只言片语中，他所描述的悲剧，至今似乎栩栩如生：“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时间更迭，悲剧也随之更换旗号，从倾覆帝制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今尚不那么坚定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命运受益于旗号的华丽程度，一个国家的国际声誉是不太在乎个人的命运的。然而，就个人而言，20世纪最让国人揪心的，不是数千万生灵涂炭，而是数代人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陷阱中——起初，我们盼望结束帝制，后来盼望赶走日本人，再后来我们期待结束内战，再到漫长的“反右”，文革……似乎，唯有“有幸生在海外”，类似的悲剧才可能避免。

而如今，无论是面对强拆，还是沉重的税负，不管是CPI直线上升，房价持续坚挺，还是就业压力大，工资提升艰难，抑或“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式的调侃，都或多或少地扭曲地阐述着林觉民那句话的古文今意。按甲寝兵之后，个人的奋斗代替了国家之崛起，而国家崛起未遂亦在加剧着个人的奋斗激情。中国人是世界最为努力最为勤奋的族群之一，今天很多年轻人的努力程度，仍然让人汗颜，当然，此时的努力不是一种优秀品质，不是西西弗斯的巨石——一种混杂了信念与悲剧的命运，而是用以形容生活的压力，一段被迫为之但没有彼岸的旅途。

恰逢国庆，这些天电影《辛亥革命》上映，电影开始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溺于严肃而沉重的革命叙事，直到武昌起义胜利后，黄兴带着他的夫人徐宗汉去到一栋豪华的房子里，告诉对方这房子以后属于她时，革命的沉重感才有所缓解，我周围发出哄堂大笑。革命打倒了封建帝制，赶跑了过去的统治阶级，因此革命者才有房子住，观众显然意会到这个片段折射出的现实功利心态。这太正常了，我们的电影和其他宣传工具开始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单一的革命阐述，即将革命描述为一种信仰，尽管它充满了暴力与杀戮，而不愿谈论它世俗、功利的一面，尤其是当被赋予救民于水深火热的重任时，革命就显得异常纯洁。我这一代人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理想主义教育，纯洁而高尚，实则这样的教育非常有害，我们在“文革”中的偏执不能不说与之关系密切。

革命的主流是流血的，正义的，然而，革命者也有七情六欲，也是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人皆有贪生怕死的本能，除却部分革命的启蒙者，多数人之所以参加革命，往往因为实实在在的利益。从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发出“迎闯王，不纳粮”，到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后来共产党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没有期许的利益远景，革命者注定会形单影只，而不会一呼百应。阿Q革命，无非就是抬宁氏床，抢女人，而解放前夕晋绥地区土改，据说也是赤裸裸地声称要“分房分地分老婆”，革命的目的，何其相似乃尔！吴思先生在其名作《血酬定律》中也有生动而真切的描述。

为广大国民争幸福，尽管是革命的宗旨，却不能掩饰鲁迅小说烈士的血成为人血馒头的事实。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实是利益分配秩序重建的过程，甚至也是一次人口重负释放的机会，大量的人口投入到战争中，无形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李剑农在他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提到，中国自秦汉以来，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当人口超过耕地面积和生产供给能力时，大批人口面临失业，就会产生战争和屠杀。屠杀到了与耕地面积相当时，于是又归于平静。

多数时候，革命并不会承担思想启蒙的任务，相反，往往还夹杂着劫富济贫、墙倒众人推的世俗心态。这是革命时代的非主流，尽管其中的多数主角都本着这样一种心态，却不能妨碍其被教科书边缘化。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政治的宏大叙事，熟稔英雄们曾经的丰功伟绩，对意义的划分和价值的解读了然于心。历史的视野迷失在英雄们宽大的身影下，或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看到更多鲜活的片段，而这些片段，这些非主流，它们所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真正的主流。

这些天，有新闻说，中央文明办官员驳斥国人道德滑坡的说法，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主流良好。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评论说：一个拥有文明办这样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是最差的。如同革命主流中的领袖，当前中国的道德主流依靠的是为数不多的劳动模范和道德榜样，而在广阔的民间，声音尚需打捞，理想早已掩埋，原生态的民间，很少被允许登上舞台，而人血馒头，则无不成为禁忌，或只是以维稳的姿态回光返照。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