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微政治时代”想到的

——浅谈“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在学校的剪报天天读栏，看到一篇“微政治时代”的小文章，关于“微政治时代”似乎在哪里看到过，极力搜索中，却想起“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词，两年前同学在电话中提起过，信息来自一次学术报告会。记得哈贝马斯有关于此的论述，国庆期间便翻出依俊卿先生《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细看，加之前几天重看了张一兵、胡大平师徒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有感如下，无论无据，见笑众方。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大意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发展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可以加速或者延缓但无法改变。它是辨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印证。传统的辨证唯物主义大意是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应该全面、联系、发展地看待问题，按照规律办事，否则会受到惩罚。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列宁说是一块“整钢”，所以有人称之为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思想都是从苏联传到我国的，我们一般称之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上他坚持物质第一性，党性鲜明；在阶级性上，它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充满了人文关怀。如此，有几个方面很难给予解释。

首先，物质本体论受到严重质疑。物质是什么呢？说是物体或者物体的总和是肯定站不住脚的，陶富源教授说是物体总和的共同特征，即列宁所说的“客观实在”，那么客观实在又是什么呢？陶教授又解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于意识的。这样，似乎陷入了循环定义，很难让人信服。08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有一女同学向王南湜教授请教“物质是什么？”，回答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我认真地查找了马克思本人对于物质的解释，较为明确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物质即语言”，后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物质”的定义，是没有经过马克思本人同意的，事实上往往很不同意，情急中便有“你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正我不是”之言论。事实上，即便刚刚或者正在进行的意识活动我们也是无法改变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客观的、是实在的，从时间上说已成过去，从逻辑上说是由客观决定的而不是主观或者意识本身。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关于场、以太、量子学说的深入研究，对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意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黑格尔说人是客体与主体的完美结合，然而谁又可以把人的思维从肉体中剥离出来呢？是完美的结合还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呢？由此便回归到中国之“天人合一”的思想。海德格尔便说，所谓的主体和客体只是人为设定的语言工具、帮助人们去理解世界的，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随着人们对于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思维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要求越来越高，无论什么样的语言范畴都不能完整表达这个世界了、都会滞留在“彼在”，“此在”只可以听，而不能说。我震撼于冯友兰老先生的最后遗言是让子女去关注《易经》。

在我国，对于物质本体论的怀疑至少起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现在学界应该较为普遍地持否定态度，中央党校的教材中较为明确地提出“能力本体论”，实践本题论、实践生成论支持者也教多，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提出“社会存在本题论”，对于这些的观点的分析，离不开现象学的思考，在此不必多说。其实物质本体论折射出的是人对于物质的依赖、是科学主义的旗帜，实践或者能力本体论折射出的是对于人本身的依赖、是人文主义的旗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理论与实际严重不符。48法国大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本人是有反省的，以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领域的研究。按照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发达”之后发生，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联政权的建立否定了这一理论。于是捍卫者们便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的、即可以跳跃式发展，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却给以当头一棒。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们又说，原来我们误解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此时“回到马克思”、“保卫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之说纷起。不管怎么说，在《贫困的哲学》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的观点是鲜明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争又起。交错一下时间，从逻辑上可以这么分析。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会和实际总不符合呢？马克思说科技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所谓的科学规律就凌驾在人之上，人被科学主义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逐渐被科学主义遮蔽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再次出现了“人”的空场，虽然恩格斯后来强调意识的独立性，囿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宏伟论述，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人被传统地理解为社会性的、忽略了七情六欲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既然现实中作为主体的人都不存在，又怎么可以推动或者创造历史呢？理论本身的矛盾性使其自身无法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强调“自由而全面的人”，然后却把视阈相对地局限在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全面、发展、联系地看待问题在“人”身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即使44经济哲学手稿也没改变这一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七情六欲的人来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赢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以性欲和潜意识进一步促使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思考。生产力是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关系是人的生产关系，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不仅要考虑到人的生产能力，还要考虑到人的幸福感和精神消费；不仅要从人与人关系角度考查，还要从人类与自然、与宇宙的关系角度考查。这些都会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价值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的同时，也揭露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白和归纳的不完全性。既然这样我们又何必固执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呢？

历史唯物主义基石是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基石是因劳动两重性而产生的商品的基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尤其交换价值是揭示整个资本运行的关键所在，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经济危机的不可克服，当代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的不可规避，已经从资本主义国家延伸到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这就引发了人们、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于交换价值理论合理性的怀疑。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交换能够成功往往并非纯理性的，感性因素或者偶发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时常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就曾非常鲜明地指出：对于感性因素的忽略是当今经济学界的瓶颈。马克思确实非常地强调实践和感性的重要性，但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并没有贯彻下去。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受到后现代工业文明的严重冲击。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历来就有争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形而上学也存在很大争议，这些姑且搁置一边，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技术有了重大突破的背景下产生的应，该毫无争议。能量守恒、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该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产生重大启示，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运用同一方法论去研究人类历史的，因此也力求赋予历史发展以科学性，以科学社会主义否定空想社会主义可以为一例证。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最有力的证据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论述极少，远不及《资本论》之建树。事物的科学性来自与实证，遗憾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远不能在实验室完成，这样，唯一的方法就是归纳，即便是被归纳的历史材料真实、充分，也只是对过去到现在的归纳，未来是无法含盖在内的。这种不完全归纳，它的科学性又在哪里呢？

随着相对论的提出、系统论的发展、熵增等等原理不断得重大突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马克思主义原先赖以立据的科学原理产生巨大冲击，甚至是打击，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有新的发展才能给以合理解释。不仅如此，后工业时代物质财富丰裕的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生产对于消费的决定性作用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给予说明，往往在当下失去了效用。第一，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历史也未必可靠；第二，从时间上来考查确实是生产在先，但从逻辑上来考查却是消费在先，因为生产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消费而生产的；第三，人口的生产和精神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挤兑了物质性生产。这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显得唐突而勉强。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提问：是什么决定生产力的呢？科学技术。是什么决定科学技术的呢？人和人的需求。是什么决定人的呢？是实践。是什么决定实践的呢？是人的需求和生产能力。如此，便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退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其实已经不用再做过多的分析，上述的阐述只要有一点是合理的，我们就有理由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无论是对物质本体论的质疑，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考问，我们的主导思维都是科技理性的异化。理性之光启蒙了人类，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桎梏，开辟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时代，同时又重新蒙蔽并桎梏了人类。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仅局限于生态问题，也延伸到意识形态，进而促使人们重新考查种种历史观，当然也包括历史唯物主义。

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确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正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或统治力量。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不单单是创造用以安抚和满足现存需求产品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为与群众相脱离、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新形式。换言之，谁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控制权，谁就将成为统治者，科学技术将从逐渐满足需求、改变审美观念、建立强大的暴力武器等方面为统治者做辩护。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做比较，科学技术的统治缺少意识形态性，摆脱了“虚假意识”的某些成分，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同时，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我想“微政治时代”的提出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写作有同样的初衷，人们往往通过微小生活条件的改善趋向被“统治”的认同，统治者们往往也通过微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培养获得认同。“微政治时代”是意识形态生活化的具体表现。当然科学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利用的目的不同，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已经突破了有国界的意识形态差异的今天，科学技术在全球一体化中率真地表达着它的本性：一种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如此，“微政治时代”的到来便是自然而然的历史现象。

对历史唯物主义质疑和“微政治时代”的到来，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客二分导致因为人过分地相信自己、相信客体只是我们的劳动对象、相信科学技术只是我们利用的工具，不知不觉地被科学“技术统治”了。就比如一对恋人、一对母子，因为过分的爱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样的结果，在自然界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在人类社会本身，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差距拉大、社会主义国家两极分化严重，人们都变成了“单向度的人”，面对的永远是物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地简单而畸形：唯一的物质方式。因为物质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冷漠、孤独，人们一方面向往着自由，因为孤独又在《逃避自由》。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多数学者是从对理性批判切入企图解决问题，从尼采开始的后现代主义着力建立“超感性”来重塑人们的幸福感、引导人类前行，哈贝马斯却独树一帜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从理性的内部来发掘积极的意义，建立合理的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关键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由于物质的匮乏、阶级的冲突等原因，以“主体—客体结构”为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处于人类理性关注的中心，同时，以主体间结构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早期社会以血缘关系和情感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交往，还是近代社会以阶级关系和社会分工为背景的角色交往都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交往。在这些交往中，“主体—主体”关系实际上降格为“主体—客体”关系。这也正是韦伯等思想家所分析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或者哈贝马斯所分析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交往的“不合理化”。因此，交往的异化是最深层的异化，是科学技术等文化力量异化的深层基础；而交往的合理化和交往地位的突出是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哈贝马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基本构想。

首先，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过分突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应该被限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社会的进化的主要内涵不是与生产方式和技术密切相关的工具理性和战略行为的发展规则，而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交往行为和相互作用的规则。为了说明生产、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哈氏认为，劳动与交往是人类的两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换言之，人的存在就是从劳动和语言交往的出现开始。一方面，同语言交往相比，劳动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基本；另一方面，交往并不因此而变成附属的和被决定的因素，也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劳动活动的结构，“交往行为的规则，也就是主观际有效的、仪式化被保证的行为规范，不能被简化为工具性的、或战略性的行为规则”。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的确是劳动占据核心地位，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劳动、生产力、技术等依旧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推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也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

其次，主体的学习机制与社会进化。按照哈氏的逻辑，既然不能单纯依靠技术、生产力等因素来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和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那么必须拓宽视野，把语言理解和交往纳入社会进化的机制中。概括起来，他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交往：行为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主体间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变为内在结构，属于思想、道德、能力的学习过程。道德发展、自我同一性和社会（集体）同一性是一致的。因此，哈贝马斯主要是在主体的学习机制和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层面上来理解社会的进化。道德实践领域的学习不但存在，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但推动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而且反过来作用于工具性知识的学习，对工具理性行为进行限定，从而有助于消除工具行为和技术理性的异化性质。

正是主体的这种学习机制（包括道德学习和技术学习）同社会运行的交互作用，成为社会不断在新的层面上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可以用由进化成果产生的问题和需求为主线来说明社会进化。社会进化的学习过程本身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都能产生新的动力，而这些新的动力同时也就是新的匮乏和新的历史需求”。应当说，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交往问题作了很多探讨，只是在他们身后，历史唯物主义的演化更多地强调以主体—客体的交互作用为核心的生产力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主体间结构为核心的交往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有必要通过突出交往的作用，更为全面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微政治时代”是科技异化的产物，也预示了人类合理交往的开始。哈贝马斯强调，现代社会的理性危机不是理性和现代性的彻底终结，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并没有穷尽自己的积极价值，相反，它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和展示出来。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和设计，它的潜力和价值应当在交往理性中充分发挥。应当承认，与20世纪许多激进的文化批判思想家相比，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更为全面，更富有建设性。从结果上看，“微政治时代”是合理交往的体现，是历史深化发展阶段上一朵美丽的花苞，折射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大变革时期的熠熠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