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事件”的回顾与反思
由一九五七年马寅初先生向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提交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人口论》引起的“马寅初事件”，迄今已有五十多年了。期间，出现的各种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景观使一切善良的人们或悲或愤或惊或叹。当这场“文字獄”沉冤二十多年终于得到历史公正评价、其对中国的人口生产仍然影响深远的今天，回眸这一过程中呈现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瞭乱的文化现象，对于促进再度成为热门的文化建设，或许别有一番意义。
这一事件的主角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老对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速快的状况一直十分重视。1949年，全国4·5亿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登记时，突破6亿大关。从1953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老虽然年逾古稀，仍不辞辛苦，带领助手和学生奔波东西南北七个省市调查，以掌握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并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1955年，他怀着“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达千分之二十二 、有些地方甚至达到千分之三十 ，每年净增1300多万”的过硬数据，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以论文《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为底本的正式草案。谁知，曲高和寡，遭到多数代表反对。（钦定代表的水平可以想象。）1957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算帐：“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 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他又痛陈：“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嗣后，这个以身许国、无遑它顾的知识分子，竟冒着反右斗争的隆隆炮火，抓紧研究写作，在当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惊世名著《新人口论》。（想想当今好多人还没有话语权，还只能在网上呐喊两声，至今我仍不解党报为何要发表他的文章。）《新人口论》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迫切性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明确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它既是一副治国良策，也是马老为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献上的一颗滚烫的赤子心！
从《新人口论》诞生的起因和诞生的过程看，窃以为，可以归属于民众文化，因为它扎根于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心，形成于作者艰苦的调研、独立的思考，最终将造福于广大民众和子孙后代。我为什么不称之为“先进文化”呢？从它以后的遭遇看，从党中央到北大党委，既无一人承认同意、指导过马寅初写这篇论文，又共同指证其“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明显不符合现在对先进文化的定义，故不能为了赶现在的时尚，就唯心地把它放进“先进文化”的框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还要争一个这样的名分——先进文化。难道我们不知道，只有当局者树立、承认的东西，才会冠以这样的称谓吗？）
《新人口论》问世时在人口问题上是什么文化背景呢？新政权一成立，毛泽东就宣布向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一边倒”。在人口问题上，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造成贫穷和失业的原因不是人口增加，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斯大林“‘人多是个好现象’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等人口思想。毛泽东也曾断言：“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1953年，在公布第一次人口登记结果的当天，《人民日报》又配发社论《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与此同时，政务院、卫生部下文对节育、流产进行“限制”并禁止避孕药具进口，不少地方推崇“苏联母亲英雄”鼓励多生。这种唯国外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不顾国情的人口文化，可以称之为教条文化。
在“反右”运动蕴酿之中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总而言之，人类要控制自己……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的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也许马老真以为毛与他“同志”，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只不过是要他把意见“放出来”的“引蛇出洞”之计。在当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刋号上，毛泽东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针对“中国人口多，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提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时间不到三个月，“同志”却变脸了！回过头来审视毛泽东的那份连马老都误信了的“讲的很好，我跟他是同志”的讲话，可不可以纳入“阴谋文化”的范畴？（帝王思想，岂是吾等小民能猜测的！）
马老的《新人口论》一发表，旋即掉进一个巨大阴谋的黑洞。在捕抓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的阵阵“反右”声浪中，费孝通、吴景超等许多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陸续被公开批判。1957年10月4日与16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和贺致平的《斥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农村调查》，对马寅初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在1958年元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大讲特讲“不要怕人多，中国地大物博嘛”，“我是不怕的，再多生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 。（打死我都没想明白，不知领袖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这无异给一直不曾间断的“批马”闹剧火上浇油。进入4月份，马寅初被公开点名批判，扣了他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这种无理批判，马寅初要求会见毛、刘、周中的任何一人，希望水平一定会高得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这无疑是出于“我们应当相信党”的信仰。这里既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真，也有承认社会现实的一面。政治权势嘛，不独中国为然。）这一愿望自然落空，（以后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林彪也受到过这种冷遇。）却传来毛泽东的如下讲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双百方针” 就是允许和提倡争鸣，即使讲错了，也应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谈不上“投降”“作战”“反面教员”吧，否则，制定这个方针有何意义？）在高层推动下，主要面向知识界的《光明日报》设专栏充当“批马”先锋，仅4—7月发表27篇批判文章，《文汇报》、《新建设》、《经济研究》、北大校刋等全国媒体前后共刋登二百多篇文章及数不清的大字报参与了对古稀老人的群殴。与当时被批的其他落难者相比，对马老批判的时间最长，批判文章的数量最多。参于这场围攻的，不乏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身先士卒的党政领导，不乏見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学者教授，不乏急于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的朋友同事，不乏摇旗呐喊、水平只配写表态大字报的青年学生，更有一大邦捋袖子擼胳臂狂呼“声讨”“批臭”口号的“革命群众”。这些人，无论是积极主动的、违心自保的、跟风裹挟的、或根本不知道咋回事的，既没有辩明是非、捍卫真理的学术追求，也缺乏見义勇为、不平则鸣的道德良心。（虽然是大环境使然，但事实不能否认。）对上，他们奉送的是马屁文化；对马老，他们暴露的是邦凶文化。
面对教条文化、阴谋文化、马屁文化、邦凶文化的四面夹击，面对把学术争鸣上升为政治斗争、恶变为人身攻击的凶险局势，马寅初先生为捍卫学术尊严，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从1958年到1959年在北大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回击和论战，充分显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人格情操！1959年10月24日，中央理论工作小组组长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刋负责人开会，一方面部署对马寅初展开声势更猛的“全面批判”，一方面心怀鬼胎地嘱咐他们对党外先不要讲是“批判”，鬼域伎俩尽显无遗！在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批马”又掀新高潮！批判者们一方面妄图以人身攻击“搞臭”他，一方面从一、二十年前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总之，后来在批刘少奇《论修养》时发生的一切情节，都在此时进行了丑陋的精细的预演！面对来势更为猛烈的围剿，12月，马寅初老人写下了又一篇战斗檄文：《重审我的请求》。（向这位老人致敬。这才是民国知识分子的风范！）当毛泽东读到这篇坚不服输拒不投降的文字后，沮丧恼怒可想而知，他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秉承毛的旨意，康生于12月5日召来北大党委书记严加训斥：“你们看看他写的是什么？当日章乃器、储安平、‘章罗联盟’气焰何等嚣张，还不是一个个倒地认输了？他马寅初反倒越批越猖狂了……这就是你们搞批判的成绩么？”一阵夹枪带棒的训斥之后，当即宣布：“马寅初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他是在搞右派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很快，马老“辞职”，又马上于次年元月3日，被逐出北大燕园，迁居总布胡同。高层对他罢官之后仍不解气和放心，在只允许一方大放厥词的同时，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釆访，不得会见外国朋友和海外亲友，他一举一动都遭到基层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就这样，一代大师对真理的热情呼唤被彻底封喉！他一直被软禁到毛“走”！
看到这里，我相信许多具有正义感的读者和我一样心在滴血！毛泽东时为党的最高领袖，应该具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充分发揮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建设各民族人民生息不已的共同家园。对马寅初老人披心瀝血的治国良策，不能釆纳已证明执政能力有问题，何至于置党和政府公信力于不顾，亲自撕毁自己刚刚公布的“双百方针”、违反共和国庄严的《宪法》？为什么对学术观点不同的爱国人士，动用政治、组织、运动群众等一切手段将其打倒，还要剥夺他的名誉权劳动权公民权？身为“中央理论工作小组”组长的康生履行的是什么“工作”职责？那个“小组”是为推动学术研究理论致用而设还是别有企图？以公权力调动、诓骗、强制那么多的媒体和整个学术界理论界去批判、攻击、诬陷一个持有正确观点的老人，会给当代和后代的文化、道德、法制建设造成什么样的恶果？从毛泽东、康生对待马寅初及《新人口论》的恶劣手段上，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专制文化！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迷信教条主义文化的毛泽东以专制文化为武器“批倒”马寅初之后，并没有认真落实“人多了，搞生产”的观点，时过不久却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把中国带入十年动乱；当中国人口很快突破八亿大关时，一面文不对题地大批“唯生产力论”，一面匪夷所思地开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药方（戾气于斯为盛）；当初盛赞的“人多议论多”始终是海市蜃楼，全国却变成“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的一言堂！一千多万“热气高”“干劲大”的年轻人无学可上、无生产可“促”，只能乖乖地上山下乡去炼“一颗红心”！殊不知，专制文化在把这一切推向极端之时，恰恰又亲自培育了、积蓄了强大得足以毁灭自己的民众文化力量。而这，大概是毛泽东、康生及后来的“四人邦”们始料未及的吧？
在恶性批判马寅初事件中，人们还读出另一种文化，姑且叫中庸文化吧。本来，《新人口论》的论据也好论点也好，既不阴晦高深，也不“反动透顶”。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毛、刘、周、陈、邓等主要领导既了解情况，也分别给予过好评。在毛泽东对马老和马文怒加挞伐之时，其他领导未必都随声附和，但却也未见史料记载他们曾仗义执言为马老说过一句公道话。从已披露的史料中我们看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找马寅初谈话。谈话中，周恩来谈到他们有二十多年的“忘年交”友谊，谈到“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然后动情地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道：“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的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做检讨，也实在办不到，最后他迸出这样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看看马老，想想今日之在政府门前下跪的大学师生，我彻底无语！）
逼人写“检讨”，是毛泽东一贯整人的手段。若被整者不肯配合，他一定会选派与被整者有良好私谊的且有一定份量的人去劝降，这对劝与被劝的双方既是立场考验与情感折磨，也容易收到事半功倍之奇效。不成想这一累试不爽的手段马老却毫不理会！几天后，他写下《重申我的请求》，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勇于改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
今天读到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话语，我们除了更加钦佩马老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外，也不免对“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习焉不察的中庸文化感到惋惜！今天，专制文化扑向他人，你中庸，到明天，专制文化的魔爪伸向你的时候，谁又为你出手相助呢？这种亏，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不少人吃过，就是后来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周恩来不也深受其害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种中庸文化的可怕，只是，明哲保身的活命思维，造就了中国人可恨可鄙的怯懦，我们自己觉察到了吗？坚持真理的人下场往往很惨，但至少他们都能说“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我尽力了”，而我们呢？面对今天一切不堪入目的东西，能无愧乎？我们当中没有无辜者！）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华民族在经历十年内乱之后，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夏，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为含冤二十二载的马寅初平反。胡耀邦同志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定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此时的马老已有98岁高令，当他坐在轮椅上听完平反决定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历史终于还了马寅初先生一个公道，但错批一个人的创伤至今仍在时时作疼。它疼在不得不矫枉过正地实行“独身子女”政策时，疼在基层干部叫苦计生工作是“天下第一难”时，疼在性比例失调不少男性成年人要打光棍时，疼在因天灾人祸不少家庭失去独身子女呼天呛地时，疼在高层领导责备信仰丢失时，疼在学术尊严不再全社会道德溃烂时，疼在法律不彰有法难依时，也疼在面对外国记者借人口政策发难我们发言人左支右绌时……尊敬的老人家啊，你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若起死回生面对这些“批马”后遗症，脸上的表情是否还能那样安祥？是否会为当年的固执和专横心生愧疚？
逝者长已矣！在我们把建设文化强国尊重地提上议事日程之时，对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一定要细细甄别，认真鉴之。像“马寅初事件”中展现的民众文化、教条文化、阴谋文化、马屁文化、邦凶文化、专制文化、中庸文化，当继承的一定要发扬光大，当扬弃的一定要科学取舍，当揭露的一定要及时戳穿，当抛弃的一定要一刀两断，当推翻的一定要坚决反对！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文化才具有“先进”的品格，也只有这种文化繁荣的国家才是文化强国！否则，“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为使大大小小的“马寅初事件”不再重演，现代中国人必须有所担当！
我怀着高山仰止的无限敬意，分别引用马寅初先生和胡耀邦总书记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愿他们的声音如黄钟大吕般响彻在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你们不要再误事了！”——马寅初
“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胡耀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