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尊严与国家的体面
——且听崔永元“实话实说”
赵化鲁
好久没在荧屏上看到崔永元了。听说,这个以“实话实说”出名的央视名主持,近年正着手干一件大事情。崔永元计划用3到5年时间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永元说,我觉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到了21世纪,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正是出于以上考虑,崔永元花10年时间,带领自己的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
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崔永元拍纪录片《我的抗战》其一其二,就是一种猛士之举。他的初衷,是想让大家记住历史,并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简单地激起仇视和对立。他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拍纪录片不能够赚大钱,但崔永元执意为民族立言,其敢为天下先的壮举,的确令人肃然起敬。崔永元抢救性地采访抗战老兵,尽可能留下一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的是不让历史被遗忘。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当下,牢记历史的教训何其重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崔永元所作所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温总理提出要让我们的人民活得有尊严,崔永元推而广之,把每个人的尊严和国家的体面联系在一起,与总理的倡导可谓不谋而合。
行文之际,我看到一则报道。昨天,四位耄耋之年的泰斗级大师——杨振宁、吴良镛、冯其庸、欧阳中石聚首于清华大礼堂,应邀参加由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四位大师的年龄总和达到350多岁。科学、人文和艺术领域大师同台碰撞思想火花,并与学子对话。选好发展方向、艺术是求美、一切源于生活、做学问莫怕苦……四位大师对青年学子的谆谆告诫,切中要害,堪称至理名言。
崔永元让历史见证者说话,大师以毕生的实践启迪后人。无论是大师的开导,还是小崔的探究,都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尊严的获得,需要脚踏实干实事,博采众长丰富充实自己。要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体面,首先要从实现每个人的尊严做起。崔永元不仅“实话实说”,而且身体力行,他给我们每个人上了富于人生启迪的生动一课。
对话背景
《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两部纪录片的相继推出,把崔永元的“不合时宜”一再放大。沧桑的老人,久远的故事,这样缓慢而沉重的纪录片,在当下五光十色的电视荧屏上注定不会抢眼,它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个镜头背后透出的责任和担当。
在主持人身份之外,央视名嘴崔永元做的事情更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花10年的时间,带领自己的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崔永元说,他计划用3到5年时间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通过小人物的口述还原历史
中国青年报:重新审视历史,除了你的个人爱好,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崔永元: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
中国青年报:《我的抗战》系列最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
崔永元:想法特别单纯。不指望大家在其中了解抗战的全貌,也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每一个独特的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境遇,我们不需要下判断。它给我们提供了超过我们以往教科书上对抗战的认识,包括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在其中一集里,八路军被鬼子包围到群众中间,让群众指认。我们在以往的抗战片子中看到的,都是群众保护八路军,而这里是群众把八路军指认出来,因为不指认所有人都要受害。上纲上线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在诬蔑根据地的老百姓。这是很小很小的个例。其实,个体叙述就是这样千奇百怪。
中国青年报:有很多网友问你拍这部纪录片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了解真实”。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崔永元:印在书上的就是真的吗?我们做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很多残酷的历史真相被遮蔽掉了,大家永远处在探寻跋涉的过程中,知道得越多就越糊涂。《我的抗战》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对采访团队的要求是,采访时,就让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加入后来认知经验的综述和评论,要细节要故事。
中国青年报:对于这部真实再现抗战情景的纪录片,很多网友对于它将带来的影响很关注,你希望传达一种怎样的情绪?
崔永元:《我的抗战2》描述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一定比故事片和电视剧更震撼心灵。我非常担心,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最后我们选择告诉。因为不说不行,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拍这部纪录片,我们是想让大家记住历史,并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简单地激起仇视和对立。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
中国青年报:抛弃以往抗战题材着重描写领袖、统帅、将军等方式,《我的抗战》为什么选择个人角度口述历史,把镜头对准了战争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
崔永元: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是由所有冲上战场的人组成。
我们以前接受的都是大历史的叙述,“全民抗战”4个字概括了全部。但是做个人口述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历史都非常鲜活,我愿意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选择”。有一个场景挺能说明这些问题:在开封火车站,卢沟桥事变之后,很多平津的学生都从北京跑到了这里,是继续跑,还是维持自己的生计先干点什么?正好来了一列火车,往哪开不知道,呼呼呼就上去了。有的火车开到了武汉,这些人很多就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有的火车开到了郑州,很多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你上不同火车,可能你未来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到了21世纪,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
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赚钱
中国青年报:和《我的抗战》相比,《我的抗战2》还推出了动画版,包括你在内的30位明星配音,另外还有网游、图书,看上去是一条挺像样的产业链了。因此,有人质疑这其中有利益、炒作的因素,真是这样吗?
崔永元:这些质疑根本不靠谱儿,在国内做纪录片是赚不到钱的,这就是一次尝试。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有多少尝试,更没有多少尝试可以成功,所以要抓住每一次尝试机会。《我的抗战2》是接受了同事们面向市场、商业化的尝试,为的是让沉重的历史看起来更鲜活。要说我心目中的片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老先生往镜头前一坐,说30分钟,休息10分钟,插点广告,再接着说,一口气说两天,那才叫“口述历史”,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人这么做片子的。
中国青年报:此前有传言称《我的抗战》投资高达1.3亿元,好像现在中国的纪录片还没有哪部有这样的大手笔?
崔永元:1.3亿元是整个“口述历史”的投资,《我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许多商业片喜欢报花账,开口就说斥上亿巨资,为的只不过是吸引更多观众来收回成本。《我的抗战》和商业片不同,它是一部纪录抗战历史中个体喜怒哀乐、命运变迁的纪录片,这是一种宝贵的感情投资,没有哪个投资者在投资之初想过要收回成本。我最近其实也想了解下,到底我们的成本有多少,可实际上成本是没有办法估算的。
中国青年报:听说最困难的时候,你们4个月没发工资,公司都闹“分家”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崔永元:钱得先用来去国外买资料、采访,这事儿不能等。跟我干“口述历史”,可能每年都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过几个月再补给你。我的团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那些孩子说,如果咱不做“口述历史”呢?如果咱做电视剧呢?咱做电影呢?哪会发不出工资来啊,只会一年比一年赚得多。所以决定把公司分了,一分为三,各干各的,所有的员工自由选择。做纪录片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它是给民族做一个“口述历史”的记忆,是一个大的慈善工程。
中国青年报:纪录片在国内的市场一直不太乐观,你算公众人物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崔永元:2002年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出门吆喝卖片,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比电视剧贵吧,去和电视台谈,人家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小崔做的呢,就翻两番,1500吧……我一听都蒙了: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拍纪录片让我有了点骨气,宁肯贱卖我,也不贱卖自己的片子。
中国青年报:身为央视名嘴,自己做的节目为什么选择在网络上而不是电视上首播?
崔永元:这些年,电视台给弄得功利了,今天采明天就得播,后天就得有收视率。收视率这个水很深,我觉得应该有人去趟一趟。“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是我说的,但崔永元从来都没有做过收视率低的节目,收视率也没有对我们有过妨碍。我只是质疑用收视率来鉴定节目好坏、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个很可疑。《我的抗战》系列最想吸引的就是年轻人,显然网络是绝大多数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我的抗战2》在搜狐视频开播一周就突破千万点击率,打破了上一部开播一个月过千万的纪录。
“口述历史”留下和先人对话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口述历史”已经做了10年,为什么这么多年执著于这件事情?
崔永元:“口述历史”是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早在1948年美国人就开始做口述历史,但中国目前做得很不够,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
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我回来后就呼吁相关部门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只好自己筹钱做了。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口述历史”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崔永元: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口述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在这10年里,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崔永元:很多人都没有采访到,这就是最大的遗憾。差不多天天都能听到这个不在了,那个走了……我们一下子完成不了这么多,有的联系上了、约好了,等了两年还没安排采访。我们的口号是“与时间赛跑”,但拼不过时间。4000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2006年我们在云南突击采访了103位抗战老兵,2007年再去寻访时,有一大半人都没了。再比如,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采访时找到其中三位,才了解到,实际上“800壮士”还不到400人,叫做“800壮士”是为了壮声势,如果我们再晚两年采访,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能说得清“800壮士”是怎么回事了。
中国青年报:“口述历史”工程现在进展如何?
崔永元:我们正在把这些素材做成数据库,有10万个小时了,但做节目用掉的还不到100个小时。我的想法是希望在三到五年内,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任何人凭借身份证都可以搜索查看,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现在日本、美国、南非、英国都已经做到了。还原历史的全貌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是宏观叙述还是细节描写,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而它在最后写一句“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
中国青年报:这件事做起来一定非常艰难、非常孤独,你准备一直坚持吗?
崔永元:你随便到我们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有人没评上金话筒,就要跳楼了。其实在这些老人面前,我们这些困难真的不值一提。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