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今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审问“道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刘玉莲医生上了春晚，对于病人来说她是个好医生，但是对于家庭来说她是个罪犯！新京报：“为人治病心甘情愿” 刘玉莲将女儿绑在家中为村民看病，女儿生病致死。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从五六个月绑到2岁，并且差点死于40°的高烧。

还有这样的事？好多年不看春晚，我不相信，专门查了一下，当真！每年春晚都会邀请相当数量的全国道德模范到现场观看，并且央视还会专门给出特写镜头，让他们在全国观众面前露一露脸，作为一种荣誉与奖励。

应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意识非常浓厚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倒不是说我们个个道德高尚，而是说我们评价他人往往只有道德这一个标准，行事作为要“积德行善”，骂人说“缺德”，赞人说“好人”，感叹要说“阴功”，甚至连天地都要“厚德载物”，一个“德”字囊括一切，我们很少甚至根本不会用职业或事功的标准来衡量。说一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例子吧，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楷模。我从不怀疑他的为人，只是我有一个疑问，作为县委书记，你的功绩应是物阜民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安居乐业，而焦书记任职期间，兰考仍然是一个贫困县，人民生活并无改善（当时和后来的新闻报道并无任何提及）。当然这里有时代政治气候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不能全怪罪到他头上，但无论如何，将他树作县委书记的典范，肯定是有偏颇的。所谓人无完人，不可能出现各方面都完美无缺的人，单一的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甚至觉得它是造成我们民族性格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

问题还不仅于此，道德一词本身的模糊性就很大，其操作的弹性限度太大。小善是德，大善也是德，至善更是德，这样评价起来可就费劲了。同一人同一事，你可以说是德，也可以说不够标准。个人的道德追求无止境，于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也就跟着拔高拔高再拔高，最后出现了圣人、君子这样的道德楷模，这样一来，这人就难做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也就拥有周公、孔子等寥寥无几的圣人和君子，后继乏人。是后人的道德水准降低了吗？我看未必，只是后人的标准出了问题，对好人总是求全责备，对恶人反而睁一闭一眼，于是好人难做，坏人逍遥。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我们越是强调道德标准，越是出现了更多的伪君子和真小人，到最后，我们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反倒下降了，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之类的警世危言从未断绝。你只要看一看当今社会的道德现状，就知我所言不虚。借用一句笑话，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其实，我们古人对此也不是没有警惕。齐国有这样两个大臣，易牙曾把自己孩子煮了给齐桓公吃，启方的父亲病故都没去奔丧，桓公认为他们很忠心。鲍叔牙却劝齐桓公疏远这样的人，他说：“如果一个人连亲骨肉都可以杀害，那么他还害怕杀别人吗？父亲死了都不去奔丧，这样的人能为国家效忠吗?”但齐桓公坚持重用这几个人，齐国果然因此大乱，连齐桓公都不得善终。遗憾的是，像鲍叔牙这样睿智而通达的人太少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也有精到的点评，海瑞之所以无法见容于世，以自身道德高标要求甚至苛求其他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太祖立国，“时间开始了”，按说我们应该进入了新时代，但任何文化都是有连续性的，树道德楷模的做法我们一直都没有断绝，在文革中甚至达到了顶峰，八大样板戏中主人公高大全的形象就是这么塑造出来的，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前文中刘医生为何要这样做了，官方为何要这样宣传了。

在普世价值观得到普及的今天，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用这种心态树楷模，除了思想僵化，就是别有用心！说得极端一点，我们树道德楷模的标准本身是病态的！如此残害亲生孩子，谈何道德？这事儿如果发生在美国，这位 “道德模范”的罪名估计就是“虐待儿童”，必进监狱无疑。我更不解，对自己的孩子都如此残忍，这样的人还会对他人有爱心吗？而作为一个母亲，这种失责的事情也可以拿出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扬，给自己脸上贴金，无耻到极点，如何还能成为道德楷模？看来要想获得官方的认同，你首先就要没有人性。而人性，在中国，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非常沉重的名词。

树了这么多年的道德楷模，我们的整体文明素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而没有道德楷模的美国，却涌现了更多的活雷锋。我们的确应该反思树道德楷模这种做法与思维方式了。平心静气地说，我们不需要这么不正常的模范，需要的是更多正常的家庭，更多正常的人性。倒不是说放大人性中的自私与冷漠，而是说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到自己的义务，不要那种虚幻的圣人光环，这个社会就已经很和谐了。

愿道德评价回归正常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