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有一份深深愧疚，多年来深植我心。每次触碰，都有一种难言隐痛。那是十年前，我是一名高中教师。有一天，在上完一节语文课之后，我轻轻放下教鞭，走出教室，走出校门，再也没有回头。

    从那以后，我成为一名记者，辗转于中国很多城市。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再回到那个教室，对着那群天真的学生，深深地鞠躬，真诚说句“对不起”。人生很多事，都回不去了。这辈子，我的职业人生，注定永远背负着这份深重的愧疚。

    现在，我也想说，在离开校园之前，我在经历着一段挣扎的人生。家境贫困，母亲生病，工资单薄，精神困顿，让我当时怀着痛苦与愧疚，告别校园，投入收入稍高的媒体。这十年，每到教师节，我都会在报纸上写文章，希望有更多人去体察中国教师的尊严与权利，关注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希望他们告别那种“挣扎的人生”。

   “挣扎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呢？不久前，发生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自杀事件，在我看来，就是最具普适性质的标本。未满30岁的教师赵鹏，在收到当月1450工资这一天，选择服毒自杀。这份工资，就是他当月所有收入。在他留下的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孩子。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在遗书里，赵鹏这样写。这位年轻的高三班主任到底有多累？早上5点40分，他得醒来，赶到学校与学生一起跑操，晚上到10点左右，他才能回家。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这一天，老师得用来批改月考的试卷。这种“格式化”的生存，让很多老师感叹，“我们工作就是全部，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工作。”

   这是赵鹏的人生，也完全就是我十年前生活的翻版。在中国，没有做过教师的人，很难懂得教师拥有的竟然是那样逼仄的人生空间，包括现实的，也包括精神的。许多年来，当教师待遇差被无数次呼喊到了让人麻木空洞的时候，人们慢慢开始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今天教师已经拥有体面的收入了；在教育腐败一次次触目惊心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之后，教师却慢慢成为这背后体制积弊与权力失范的替罪羊了。

    没有做过教师的人，有时是不适合谈教育的。当我们感叹这一代“听话的学生”失去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背后站着的其实同样是一代“听话的教师”。许多年来，对师德过度开发，对教师权利过多掠夺，让教师背负无限责任，渐渐已经改造了这代教师的人格，让他们离真正的现代公民越来越远，而是守在那四角天空里，想象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又没有能力与勇气，走出去呼吸更加开放的空气。

    于是，中国教师就这样过着“挣扎的人生”。他们抱怨，他们敏感，他们自尊。这些年，我只要与还在做教师的大学同学以及旧同事聊天，就一定会听到他们在诉苦，在喊累；我曾撰写过许多篇褒扬教师的文章，但哪怕极尽理性批评一个所谓的“禽兽教师”，在网上也一定会招致很多教师反驳甚至是辱骂。今天的中国教师，绝不止是在艰难的现实生存中挣扎，更多还是在精神空乏与理想缺失之中，让疲乏脆弱的灵魂找不到出口。

     “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法国人托克维尔曾这样说。十年前，我就曾耳闻目睹太多教育权力对学生的无耻掠夺，以及对教师的种种尊严伤害。直到今天，我绝对自信，我是当时最受学生喜欢的个性教师。而个性的最大体现，也不过就是敢讲几句真话，敢于对教育权力说不，敢于批评相关教育制度。在中国，挑战权力与体制的结局，往往就是被孤立，被不容。所幸我那时因为写过一些文章，被一些媒体接纳。而更多教师长年机械地照本宣科，已经失去到其他行业谋求更好人生的能力了。于是，只能在生存艰难、精神困厄、权力控制的多重挤压中，无处遁逃，几近窒息。

　  在今年高考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希望一个高三班主任的非正常死亡给广大考生带来心灵冲击。但是，一个生命死亡的代价，却又足以使我们看到这一代教师的人生困境。没有健康的教师，哪里健康的学生？没有健康的教育，当然也就不会有健康的教师。那么，面对中国教师“挣扎的人生”，现在也同样到了最迫切的时候，去反思到底为什么要把教师人格改造到远离独立与自由，让他们无法成长为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捏卫自身的休息权、健康权；让他们无法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去拥有自己应有的待遇与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