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我们全家就会在每年的春节赶回我在黑龙江的姥姥家。姥姥是一个有点儿饶舌，但性情活泼开朗的小老太婆；姥爷呢，不怎么爱说话，像个闷葫芦，但偏偏爱和姥姥就着生活中家家都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绊嘴、抬杠。年年的春节就这么嘻嘻哈哈地过去了，我也从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可是去年的春节留给我的感受我永远也忘不掉，也不敢忘掉。

故乡的冬天，气温轻易就能降到零下三十度以下；松嫩平原，肆无忌惮的西北季风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出门要是不穿一件棉袄，用不了十分钟就得给人抬着回来。问题是，我自恃年轻、火力壮，出门的时候顶多在薄薄的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绒服，还不拉拉链，任着寒风裹挟着雪花钻进我的怀里。每当姥爷看到我这样，免不了追出门去，把他那陈旧、散发着怪味的棉袄给我披上，然后心疼地揪揪我的脸蛋，再回屋去。

让我难忘的，是那么一个飞雪似刀的日子。

姥姥家门房的前面，有条不宽的排水沟。冬天的时候，里面冻结着雪水凝成的冰。这些冰为我提供了一项妙趣横生的活动——凿冰。那天，我蹲在那条水沟的边上，看看已经凿碎的二分之一，又看看尚未凿碎的二分之一，决心一天之内把这条水沟疏通。我在煤堆的边上找到了锤子和凿子。摸着凿子锋利的边缘，我的信心大增。我开始动手为水沟的另一半解脱冰的禁锢。

干得正起劲，身上发烫的我把那件原本就松松散散搭在肩上的羽绒服拽了下来，甩到了地上，正巧被在门房里到处找斧头劈柴的姥爷看见了。姥爷用他最快的速度——其实也是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把我从冰渣四溅的排水沟边上抱了起来，心疼地揪揪我因为寒冷而通红的脸蛋说：“干什么呢你？反正开春也要化冻的，净做些无用功。”又转眼看看地上的羽绒服，“真是，羽绒服也不穿上，想冻冰棍的话冰箱里好多呢。”

我和水沟被姥爷隔开了。透过他的臂弯我看到了一大块马上就能凿碎的冰块，明显带着不满地说：“可是开春可就没冰凿了。”我当然明白姥爷的好心，但又不甘心半途而废，平时有点啰嗦的姥爷这时候变得斩钉截铁——“不行！把榔头给我！你要是冻坏了，这个年还过个什么劲？”见到姥爷加重了口气，我的态度软化了一点，蠕动着嘴唇喃喃地说：“不用担心，我不冷。”

姥爷见我一意孤行，又不想批评宝贝孙子，便把那件被我甩在地上的羽绒服捡起来，抖落上面的雪末，抻平褶皱之后披到我身上：“好好好，先把衣裳穿上……”然而，我却把羽绒服再次拨到地上：“不用担心，我不冷！”这一次明显带着不耐烦和厌恶。姥爷见我这样，伸出去脱自己那件棉袄的手硬生生地僵在了半空，嘴里原本关心我的话也被憋在了半道。最终他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把我的羽绒服再次从地上捡起来，再次摆弄干净之后放在了门口那块平整的石头上，转身进门。

我那时并没有注意到姥爷进门时脸上担忧的表情和微颤的手，反而还在因为“抗议成功”而沾沾自喜。后面的日子里，我留意到姥爷不再在我穿着薄衣服出去的时候追上来给我披上他的棉袄了，他只是站在窗边看着我——就算隔着两层窗玻璃，我也能看到他不放心的眼神。

之后，那件事没有人再去说，任凭它被遗忘在生活的角落里。可是，我还是记得那天我“不用担心，我不冷”深深地伤害了一位关爱自己孙子的老人的心。那一天，成了我那个冬天里最寒冷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