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大学的一门地理专业课上，老师在讲授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提到蕾切尔?卡森的这本书，建议我们可以读一读这本被誉为20世纪一百篇最佳新闻作品之一的书——《寂静的春天》。

看这本书前我心里有好几个疑惑，比如，一本专门论述杀虫剂的书，是如何成为整个生态主义的圣经的？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地位的形成，有多少是出于某种政治因素的建构？反对它的声音真的只是那些化学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帮凶吗？

这本书出版于1962年，蕾切尔?卡森写作的契机可能是源自她收到的一封信。五十年前，美国的一个妇女卡森写信说，她们村几年前一到冬天，北美红雀、山雀、绵手鸟和五十雀等川流不息地飞过；夏天，红雀和山雀又带着小鸟飞回来。自从树上喷散滴滴涕农药后，再也见不到鸟了。这引起了卡森对环保问题的高度关注，在书中详细表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书中她描绘了一个使用DDT等合成杀虫剂造成的可怕世界：没有鸟儿歌唱，河流中漂着死鱼。她通过环境理论及自己多年从事科研的大量数据，揭示了工业生产、日常生活排放的大量污水、烟雾以及化学有毒物对环境和人类生存造成的巨大危害，尤其当时广泛使用的农药。

《寂静的春天》极为畅销，迅速突破50万册，力量之一来自于其写作非常优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专门制作节目，利用电视网进行宣传。该书出版后，因为话题敏感——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触及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立刻成为那个时代一部争议激烈的书。卡森本人也不断遭到攻击与嘲弄。这些人或群体中，有相关农药企业，也有那个时代的科学家，甚至一些媒体。他们中，有些人是为了维持企业既得的巨额利润，更多的人还是对农药对环境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但这些攻击与嘲弄是无情的，致命的。人们说卡森“歇斯底里，是极端主义者”，将她藐视为“自然的女祭司”。面对这些人身攻击，卡森克制、容忍。为了确保自己的调查和论证真实、正确，她对自己书中的每一次调查、每一个观点以及写作的每一个段落都认真地逐一复查核对，反复推敲，用无可辩驳的立论证明自己。她也多次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讲、解说，甚至在美国国会与资本财团公开辩论。

为此，时任总统肯尼迪专门指派工作组展开调查。最终，在政府层面，调查报告确认了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蕾切尔?卡森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催生了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设立。蕾切尔?卡森告诉我们，杀虫剂的滥用与我们基本的价值观相违背——最坏的情况是制造出“死亡的河流”；最好的情况是引起缓慢的危害。

《寂静的春天》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作为先驱者，蕾切尔?卡森对环境爱护的极大热情，唤醒了数以万计民众的觉悟并追随她，包括像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这样的一批政治家。而一些企业家也开始慢慢认同她的观点，开始重视环保问题。戈尔评价《寂静的春天》时说：“蕾切尔?卡森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一种思想的力量远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到了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针对环境保护问题，制定了“更严的标准；减少使用；广泛推行可替代性生物制剂”原则。我国停用DDT，也可以说源头来自这儿。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她间接造成了6000万人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恶魔之一。DDT的使用源于二战的时候士兵受到斑疹伤寒的感染而造成的人员死亡。1965年，美国科学院发表研究报告说，DDT使用20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拯救了5亿人的生命。疟疾基本上从西方发达国家消失，就连巴西和埃及也和疟疾说再见。非洲的情况则更糟。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停止使用DDT。结果仅是南非一个省则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DDT。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在死了2000万人后，联合国在没有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药物防治疟疾，不得不在2002年重新允许使用DDT。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ＤＤＴ，结果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到50%以下。这一系列的事实不仅说明DDT并不是一无是处的，相反，给整个人类社会的救助是巨大的，而且，也从侧面说明卡逊的言论不尽真实，所以我们在看待权威著作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人云亦云，跟风，而是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理性分析。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肯定多少影响了我们的观念，但同样也有很多东西在影响我们，每一代人总是有他们的观念，而且不同的世代总是不同，获得的评价也不同。对于这本书，它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和其他很多书一样，可能只是历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