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上学记》

即使这么多年读书一目十行，囫囵吞枣，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时，我仍然不由自主的慢下来了。其实，本书十分平实的叙述，甚至更多的是一些故事情节，我却深深陷在书里，差不多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读完。是的，我一边读着《上学记》，一边联想纷飞，许多几乎从来没有再想到的经历，如今随着何先生的叙述，一起涌到了我的脑海里。

一、什么才是读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不完全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上学记》，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上学记》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林《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列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马斯歌剧《迷娘》……

那么多我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过名儿的书，何先生早就读过了。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辈读书人、于今天的学生，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成长时期我们空间应该读些什么书；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我承认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一半的书我没有仔细读过，或通俗或学术，或文学或哲学，不说“一物不知即为耻”，但知命之年却不如一个青年学生，的确战战惶惶，汗如雨浆。当然，有一些书目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而且，相当多应该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阅读的书，我一直拖到参加工作以后或者到广州之后才有幸偶然读到。

相比之下，我简直不敢陈列中小学时代读到的书，因为我读到的书少得可怜。教材的内容就不用说了，文革疯狂呓语不提也罢；至于课外读物，一则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二则学业负担太重，除了练习竞赛考试，几乎很少读书。偶尔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也大多因为满书的形容词，笔法很激动如打了鸡血，符合我当时的口味，我甚至把书里面的优美词语一个个抄录下来，然后想办法用在我的作文里，求老师表扬。所以参加工作后才像一个贪吃的孩子，拼命读书，囫囵吞枣以至食而不化，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书呆子。

关于怎么读书，我认为也是一个值得比较的话题。何先生认为自己读书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不过先生不认为这样的读书方式不好，在他看来，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漫游。我个人是极力赞成何先生的上述说法的。在读书领域提倡无为而治，可能比有为而治更有效果。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人才辈出，西南联大时期更是培养了一批世界级大师，就是最好的见证。表面上看，这两个时期的学院教育松散，自由自在，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学校疏于管理，可是学生的知识结构，内在气度却臻于完美；相反，今天这个更鼓吹成功、强调做“人生赢家”的时代，那些一再强调“有用、出活”的实用理性教育原则，那些把学生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脉搏全部统管起来的学校管理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功利、浮躁、平庸，极少能走到学术的前沿。一个悲观的结论是，我们这代人几乎不可能出现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样的人才，更多的人只能沿袭社会的潜规则，所谓同流合污，泥沙俱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差不多就要丧失殆尽了。

二、那些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

对于今天的我而言，《上学记》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我和何先生之间的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象的距离。在这个问题上，比喻可能是苍白的，我们之间的距离像一条宽阔的大河吗？像浩渺的海洋吗？都不像，大河的两岸至少是平行的，海洋再辽阔，洋流也会一直循环。可是何兆武先生和我们之间呢，多年以前，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我们处在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里。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早已变得惨不忍睹，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地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上学记》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或说教或感叹，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绝没有否定这些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上学记》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的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上学记》，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打开书，只读几页，我就变得坐立不安，走到窗户边，朝远处望了许久，这种烦燥的体验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这类可读性很强的书。有意无意间，何先生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中国教育史上最自由、最开放的学术空气。原因何在？以我所读民国史可以猜想，北洋军阀时代众多派系之间的斗争在不经意之间制造了某种制衡，他们忙于抢夺地盘，这使得新闻、教育、学术等等非物质体系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何先生也认为，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大学教育就得益于北洋军阀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管制。弱势的政府才有真正鲜活的社会，当政府的权力达到干预一切的时候，其社会发展必然是病态的，落后的，甚至是倒退的。比如著名记者陶菊隐先生的职业生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常识。北洋军阀时代，先生是一流的新闻人，到国民党时代，政府力量强大起来，新闻管制日紧，先生只好从新闻转到写旧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一代卓越的新闻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新中国成立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荒谬的上学故事在这个时候开始登场。何兆武回忆起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课堂，一名同学站起来批评何先生坐三轮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表现；著名的艾思奇演讲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数字不可信，有人问：艾思奇刚才讲的数字对么？有人回答，这是社会主义的统计数字，另外一个场合，有人问艾思奇，苏联对东北有野心，会不会是这样？艾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侵略的，不然，我可以把头割下来。”把何先生的几个不同时期的上学记片段串联起来看，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自由的学校空气正在迅速消失，独立思考，个性特征被意识形态和集体思维取代，而且这种取代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阶段，而是呈现出发展的轨迹，一直延伸到我看不见的远方。

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是学识不够吗？是不够敬业吗？显然都不对。其实钱先生自己都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即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不见了，他曾有意识地在讲座时说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话，但就是没人指正争鸣。至于到底为什么，钱先生没有说，我们更不方便乱猜。

三、关于读书与爱国

读过《上学记》的人可能注意到何兆武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毕竟他生活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但不太会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这一章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演讲，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这么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反正我最初是不太赞成，但深思之下却颇费踌躇。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算是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大街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叫嚣要杀光某某国家的人民，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更有人苍白地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事实上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最后，我还想提一提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何先生在《上学记》这样叙述：“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读书，踏踏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自六月事件后，我更倾向于严谨而自由的书本气息，鸡血式的热情渐渐消退，甚至会本能地怀疑一浪接一浪的社会风潮。

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