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读懂了《愚公移山》吗？
黄耀红
《愚公移山》这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出自先秦时期的《列子》，已然流传了两千多年。这一则经典，说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不为过。愚公精神，堪称中华民族的一粒精神火种。
于我而言，求学时草草读过；为师时亦细细读过，特别是读过老一代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的教学实录，也看过新生代独立语文名师郭初阳老师的课堂实录。可以说，从文本到教学，《愚公移山》亲切得如同故人。
然而，当我从课堂里听到学生关于“愚公愚不愚“”智叟智不智“的讨论或辩论,听到诸如”移山不如搬家”“移山不如搞旅游开发”之类的观点，我还是强烈地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这则中国寓言，而是以功利的现代眼光在解构传统，以肤浅的话题设置来粉饰创新。对于经典的轻谩，或许这还只是问题之一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解读里，语文课里的文字体验、文学情怀与文化根基都面临着虚化与放逐的境遇。
首先是语文文字课的立场。
文本阅读，其基本的教学策略是“从文字中来，到文字中去”。评论愚公也好，评价智叟也罢，你的发现与见地都得从文字本身而来。这个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也是教学的过程。一个人越有细致而丰富的发现，越能显出他对于文字的敏感。
愚公移山很难，或许这只是一般性的阅读感受。这种感受是如何内蕴于文字呢?
不妨来看看。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此言“山之高大”；“年且九十”此为“年之老迈”；“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此为“人之稀少“；”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此为“器之简陋“。”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此为”援之弱小“。”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此为”路之遥远“。
山高、年迈、器陋、援寡、路遥。这才见出了”移山之难”。倘若离开了文字的品味，空言“移山之难”或漫评“愚公之愚”，得到的将是什么呢？很可能只是一些飘泊无根的结论与标签。
其次，是语文课的文学取向。
从文学叙事来说，人物的个性总见诸其语言、心理与行为。这种古老的文学自觉，在《愚公移山》中有着充分的展示。
比如，针对愚公移山之举，他的妻子与智叟，所说的其实是同样两个问题：一是年迈何以延续，二是土石何以放置。然而，此二人的立场与态度却迥然不同。这种区别在哪里呢？
试比较这两段话。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智叟：“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显然，妻子出于关心与体贴，是基于赞同的商量。她尊称丈夫为“君”，对他的移山之力表示忧虑，对土石处理提出质疑。她的语气始终是平静的，理性的。
智叟则不一样。你听听他的口气。“甚矣，汝之不惠”。这里与其来强调是一种倒装句，不如说它在强烈表达最强的讥讽与嘲笑，笑愚公缺乏智慧。如此愚蠢，他似乎也没有必要客气地称愚公为“君”，而是盛气凌人地直言为“汝”；他也不会理性地陈述“以君之力”，而是以“残年余力”来表达他的小视与轻蔑；他不说“魁父之丘”，而说“山之一毛”，以加大其奚落的力度吧。“且如土石何”与“且焉置土石”更为强烈的语气背后，全是“智叟”的自以为是。
言为心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远非文字表述上的形式差别，而是文字所传递的生命气息完全不同。
再次，是语文课的文化情怀。
如果我们对愚公移山这个经典寓言的原旨，或对它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尚未理解深透，就离开这个坚实的文本“大地”，去隔空讨论“移山好还是搬家好”，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恰好是解构思维所带来的意义虚无，是一种无视几千年民族精神沉潜其中的虚妄与浅薄。
我们说《愚公移山》是地道的中国故事，就缘于故事里沉淀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世代传承。
其一，中国文化是基于血缘的家国伦理文化，它有别于西方的公民契约型文化。愚公欲移山，首先不是诉诸其他，而是“聚室而谋”。其移山的现实之力来自家庭，而移山的未来信心亦来自“家族子孙”。“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愚公所信奉是：生命有未来，而山没有；生命无尽头，而山有。此即“子子孙孙无穷匮（kuì）也，而山不加增”。
其二，安土重迁，乃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结构。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早有深刻论述。既如此，我们以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经济与社会的逻辑去讨论愚公何以“不去搬家”，“不去开发”等等，这些观点与其说暴露了现代人的功利思路，不如说失去了对文化最起码的理解与同情。相较于这个文本千百年来所承载的精神文化之重，如此现代解读却有着太多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然而，貌似翻新的话语飘飞，终归掩饰不了那悬置历史的失血与苍白。
其三，在中国文化里，“愚”并非一个贬词，很多时候，它是对流俗的抵抗，是一种独立自守的精神姿态。相对于机巧、圆滑而言，守拙与守愚更是令人敬重的朴素与本真。因此，在我们的文化里，“愚”并非一个贬词，所谓大智若愚是也。古人书信里，亦不乏愚兄、愚弟、愚友、愚见之类的谦称。被贬永州的柳宗元，甚至将以门前的小溪命名为愚溪。愚，很可能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同流合污的人格自况。在所有“精致的利已主义者”面前，“智”何尝不是一种小聪明？而愚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
《愚公移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读本，已为世世代代所证实。对其价值内蕴的理解同样不可空泛，依然还是回到文本之中。
这里，我想特别说说这篇文字的结尾几句。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表面看，这个结局颇有几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与其说它浪漫，不如说深刻。
如果说此前的叙述是现实的，那么，此处是超现实的。
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是“人”的，那么，此处的世界是“神”的。
一般说来，神是人间的膜拜和仰望。在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人神之间界限被打破，人神共在于一个世界。
那么，操蛇之神惧怕愚公的关键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不已”。“不已”，就是不停止，就是持之以恒。换言之，人类的恒心，是连神都会惧怕的一种力量。
天帝是君临人间的权威，他对愚公的态度也耐人寻味，道是“帝感其诚”。
古人说“诚外无物”，捧一颗至诚之心而来，则无坚不摧，不往不胜。
愚公精神之所以令世代景仰，之所以薪火相传，核心何在？就在于“恒心”与“诚心”。凭此力量，人亦可上升为神，神力与人力将融通为一。
《愚公移山》的这个结局，非叙事情节安排的巧妙妙，而在于人其价值的非同寻常。就文本而言，情节与结构乃“术”，思想和价值为“道”。
当然，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文本期待读者对它的意义建构。建构越丰富，越深刻，文本就越经典，越有生命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视经典的原初意义，或者说要以浮光掠影地从文本“滑过”然后，自说自话或大放厥词。
多一份基于历史的虔敬，多一点基于未来的发现。或许，我才让我们对经典多一份敬畏与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