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份文件,要求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简称“双减”政策。
文件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年级到初中可以布置作业但规定了时间上限。针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政策一方面要求延长学校课后服务时间,让孩子在学校完成作业、答疑;另一方面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从严审批资质,责令资本撤离,明确不得占用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等等。
这个“史上最严禁补令”,犹如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教培行业。教育股集体暴跌,一夜之间市值几乎归零。
三个月后,团中央进行了一项覆盖全国城乡50万家庭的调查,了解“双减”政策的影响,结论很有意思。
调查问,“双减”有没有缓解你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呀?大部分家长说缓解了,但是仍然有21.6%的家长说没有缓解,有的甚至更焦虑了。
调查又问,“双减”以后,你会给孩子报辅导班吗?26.1%的家长说,继续报班;42%的家长说,不报学科培训班了,改报体育艺术兴趣班;27%的家长说,自己在家辅导;还有37%的家长在观望。
说明教育政策变了,但竞争压力并没有消失。
教育目标回归
首先,澄清一个误区:“双减”不是放松学业要求,更不是降低育人标准,而是教育目标的回归。
回哪里呢?回到“人之为人”的本质。换句话说,教育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成为人,而不是成为工具。任何变革,都是为了回到这个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上来。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有过严重的政策失误。日本从2002年起推行“宽松教育”,也就是快乐教育。他们采取的是“一刀切”政策,学习内容减三成,上课时间减一成,课业难度也要减。结果10年“减负”下来,日本的学校教学质量全面滑坡,学生找不到学习的意义。这是一个前车之鉴。
再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韩国。韩国曾被称为“补课帝国”,为了让教育回归“人”,韩国开始试点“自由学期制”,也就是把初一或初二的一个学期设为“自由学期”,上午上课,下午让学生选择参加各种体验学习。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学习的支配权还给孩子,允许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在解决真实挑战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力。相反,如果在课堂上不给孩子自主权,在课后又任由培训班把时间填满,孩子始终处在被选择、被支配的状态,那他就会沦为分数的机器。
掌握了这个背景,接下来看中国的情况。
“双减”政策出台,表面上看,最大的变化是每所学校都提供了3:30以后的课后服务,但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学校从课程表入手的变革。
课程表是育人目标的载体,有什么样的课程表,孩子们就怎样学习和生活。而传统的课程表,把人当成流水线上的产品,学生每天上几节课、每节课多少分钟、课堂上学什么都是规定好的,学生只能被动接受。那变革以后呢?
这么做的好处有三个:第一,给孩子充分的选择。懂得投入什么和放弃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第二,发展孩子的兴趣。没有特长,没有才艺,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孩子找到了自己愿意不断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第三,引导孩子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学这些对我有什么用”。经常这样思考问题,孩子就会产生学习的内生动力。
总之,教育目标并不是“减负”,而是让孩子“学会自主”。只有让孩子自主学习,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来面目。
学校生态位重建
有一种说法,就是“双减”给校外培训机构带来了灭顶之灾,使得教培行业被团灭。这种观点我并不同意。我比较支持的说法是“教育格局重塑”。
2021年11月,德勤首次发布了一份中国教育行业报告,标题就是“新政重塑教育格局”。怎么重塑呢?
国际上对校外培训机构有一个称呼,叫“影子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校外培训机构是一个随动机制,随学校而动。如果学校之间有激烈的择校竞争、生源争夺或者升学指标攀比,那么,培训机构就以提分为特征。但如果学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人”,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跑道上奔跑,那么,培训机构就会以素养、能力培育为特征,让学生自主地选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教育系统偏离了目标轨道,择校、考试、升学压力不断升级。所以,校外培训机构也疯狂生长,而且高度同质化,扎堆搞学科培训。
在“双减”政策出台以前,我们有70万家校外培训机构、1000万名校外培训老师。这是什么概念?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只有21万所,专任教师1029.49万人。校外培训机构相当于在学校系统之外又造了一个教育系统。
“双减”政策给培训机构的无序扩张按下了暂停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系统从此高枕无忧,可以退缩到落后的育人模式中。相反,我们要加紧研究学校在整个教育格局中的生态位,重新思考学校的价值。
校外培训机构不会消失,而是会在线上线下以更加多样的形态出现,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取代学校。学校应该成为教育生态的领导者,坚守教育本源,遵循成长规律,本着“人之为人”的教育目标,不断导向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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