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份文件，要求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简称“双减”政策。

文件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年级到初中可以布置作业但规定了时间上限。针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政策一方面要求延长学校课后服务时间，让孩子在学校完成作业、答疑；另一方面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从严审批资质，责令资本撤离，明确不得占用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等等。

这个“史上最严禁补令”，犹如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教培行业。教育股集体暴跌，一夜之间市值几乎归零。

三个月后，团中央进行了一项覆盖全国城乡50万家庭的调查，了解“双减”政策的影响，结论很有意思。

调查问，“双减”有没有缓解你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呀？大部分家长说缓解了，但是仍然有21.6%的家长说没有缓解，有的甚至更焦虑了。

调查又问，“双减”以后，你会给孩子报辅导班吗？26.1%的家长说，继续报班；42%的家长说，不报学科培训班了，改报体育艺术兴趣班；27%的家长说，自己在家辅导；还有37%的家长在观望。

说明教育政策变了，但竞争压力并没有消失。

教育目标回归

首先，澄清一个误区：“双减”不是放松学业要求，更不是降低育人标准，而是教育目标的回归。

回哪里呢？回到“人之为人”的本质。换句话说，教育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成为人，而不是成为工具。任何变革，都是为了回到这个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上来。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有过严重的政策失误。日本从2002年起推行“宽松教育”，也就是快乐教育。他们采取的是“一刀切”政策，学习内容减三成，上课时间减一成，课业难度也要减。结果10年“减负”下来，日本的学校教学质量全面滑坡，学生找不到学习的意义。这是一个前车之鉴。

再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韩国。韩国曾被称为“补课帝国”，为了让教育回归“人”，韩国开始试点“自由学期制”，也就是把初一或初二的一个学期设为“自由学期”，上午上课，下午让学生选择参加各种体验学习。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学习的支配权还给孩子，允许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在解决真实挑战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力。相反，如果在课堂上不给孩子自主权，在课后又任由培训班把时间填满，孩子始终处在被选择、被支配的状态，那他就会沦为分数的机器。

掌握了这个背景，接下来看中国的情况。

“双减”政策出台，表面上看，最大的变化是每所学校都提供了3:30以后的课后服务，但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学校从课程表入手的变革。

课程表是育人目标的载体，有什么样的课程表，孩子们就怎样学习和生活。而传统的课程表，把人当成流水线上的产品，学生每天上几节课、每节课多少分钟、课堂上学什么都是规定好的，学生只能被动接受。那变革以后呢？

这么做的好处有三个：第一，给孩子充分的选择。懂得投入什么和放弃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第二，发展孩子的兴趣。没有特长，没有才艺，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孩子找到了自己愿意不断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第三，引导孩子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学这些对我有什么用”。经常这样思考问题，孩子就会产生学习的内生动力。

总之，教育目标并不是“减负”，而是让孩子“学会自主”。只有让孩子自主学习，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来面目。

学校生态位重建

有一种说法，就是“双减”给校外培训机构带来了灭顶之灾，使得教培行业被团灭。这种观点我并不同意。我比较支持的说法是“教育格局重塑”。

2021年11月，德勤首次发布了一份中国教育行业报告，标题就是“新政重塑教育格局”。怎么重塑呢？

国际上对校外培训机构有一个称呼，叫“影子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校外培训机构是一个随动机制，随学校而动。如果学校之间有激烈的择校竞争、生源争夺或者升学指标攀比，那么，培训机构就以提分为特征。但如果学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人”，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跑道上奔跑，那么，培训机构就会以素养、能力培育为特征，让学生自主地选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教育系统偏离了目标轨道，择校、考试、升学压力不断升级。所以，校外培训机构也疯狂生长，而且高度同质化，扎堆搞学科培训。

在“双减”政策出台以前，我们有70万家校外培训机构、1000万名校外培训老师。这是什么概念？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只有21万所，专任教师1029.49万人。校外培训机构相当于在学校系统之外又造了一个教育系统。

“双减”政策给培训机构的无序扩张按下了暂停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系统从此高枕无忧，可以退缩到落后的育人模式中。相反，我们要加紧研究学校在整个教育格局中的生态位，重新思考学校的价值。

校外培训机构不会消失，而是会在线上线下以更加多样的形态出现，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取代学校。学校应该成为教育生态的领导者，坚守教育本源，遵循成长规律，本着“人之为人”的教育目标，不断导向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