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最正统的思想流派儒家，它的政治理想就是是《大学》里所概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被后世称作“八条目”，成为政治家的人生价值航标，加上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所以之后也成为了许多文人学士的人生追求，即便是在文章中，文人也经常提及——宋以后的很多文人，为文就主张“文以载道”，所谓的“道”，一般而言，指的就是儒家之道。除政治家和文士外，对于普通大众（其主要成份是农民）而言，男人安生立命的根本就是完成为家族繁衍后代的使命，而女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证明“三从四德”“温良恭检让”等儒家行为规范的合理性。换而言之，中国古人的人生终极价值必须依赖于一种脱离于个人自身意义之上的外在载体（如上文提到的家族、国、天下）来实现，作为独立的个体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升华才实现个人的意义，而只有通过对载体的付出才能完成自身的价值构建。这在教育领域的反映，首先从蒙学读物《三字经》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所倡导的一个重要儿童行为准则就是“首孝悌，次见闻”，而倡导读书勤勉的“戒之哉，宜勉力”的最终目标也是与儒家思想相衔接的“上致君，下泽民”。再者，为后世所传颂的教育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所谓的“传道”指的就是传儒家之道，而“授业”也旨在授儒家经典。因此，我们可是这样说，中国传统社会从现实生活到精神领域，由于被儒家思想所笼罩、渗透，而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要求将个人价值外化的哲学，所以导致它缺乏一种对个人存在的内在的关怀，如它对自由、平等、理性的付诸阙如，因此使它不能实现 “立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