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检察官退休7年追真凶凶案证人18年后翻供

（一） 

几年下来累积的部分案卷。 （刘栋/图）

原标题：退休检察官7年追“真凶”“铁案”疑藏“沪版佘祥林”

编者按：从佘祥林案到新近的浙江张氏叔侄奸杀案，冤假错案的纠正，无一例外地都是依赖“被害人起死回生”、“真凶归来”这种小概率事件。

为了“追查真凶”，上海退休高级检察官刘炳华已奔走7年，几乎凭一己之力，找到了能找到的所有证人，并判断自己已追到了极可能的真正凶嫌。

刘炳华认为，他正试图推翻判决的、18年前曾轰动上海滩的一桩杀人案，就是又一桩佘祥林式冤案。

他既发现了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有违程序正义的种种做法，更感受了案件纠错机制启动之难。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确认，这终究只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案件入选《资深检察官办名案》，劝说者提醒刘炳华：“你要考虑成本，救一个人，要毁掉这么多人”。

在犹豫了一年之后，61岁的前高级检察官刘炳华决定打破沉默。

历经7年的调查，他认定，18年前的“梅吉祥、梅吉杨案”（以下简称“两梅案”）有巨大冤情。

梅氏兄弟合谋杀妻害嫂的故事，由侦查机关通过媒体散播，未经审判已成上海滩名案，然后几乎顺理成章地办成了“铁案”；法院在主要依靠口供的情况下，认为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哥哥死缓，弟弟12年有期徒刑。

在上海滩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律师、司法界老干部之后，检察官刘炳华接力介入此案，直到退休仍不停歇。

这位退休检察官的步伐和语速快过街上所有年轻人，穿旧了的检察官制服包裹着这个时代已少见的热情。

除了找到种种足以证明两梅可能被错判的证据外，刘炳华还意外发现了可能被忽略的真正嫌疑人。

然而，这位高级检察官发现，他的个人行为，面临着与自己供职三十多年的司法系统的激烈碰撞，有荣誉，更关乎现实利益。

在漫长的拉锯中，介入此案的老人有的相继去世。梅吉祥身陷囹圄已17年有余，高血压、心脏病、胆囊炎等多种疾病缠身。弟弟提前出狱，家已分崩离析。

“强大的攻势”

首场审讯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3点，确定为故意杀人；随后以“超过10小时”的审讯，梅吉祥“终于供出了弟弟”。

1995年7月6日，酷夏，大雨。

时年9岁的梅华（化名）后来反复回忆起那个早晨的家常对话：父母都要去上班，让她别去暑托班，但她怕一个人在家寂寞，吵着要父亲梅吉祥骑车送；母亲说要去外高桥，让父亲记得买菜。

父女俩出门前，梅华看了钟，是上午7时40分多，到暑托班时刚过7时55分。大约这个时候，她的叔叔梅吉扬也将女儿送至暑托班。

梅氏兄弟同在新华灯具厂上班。后来判决指出案发的8时许，多位同事先后在厂里碰到过兄弟俩。

厂医后来也向刘炳华证实，上午10时许，眼疾未愈的梅吉祥在她要求下才回去休息。

回到家，梅吉祥发现，妻子顾敏黎昏迷在地，下身衣物不整，头面部多处受伤。他立即将妻子送往医院，经抢救顾脱离了危险。

在梅华的印象里，那段时间母亲非常依赖父亲：梅吉祥每天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去医院探望，没他陪夜，顾敏黎就睡不好；直到10月份一家三口住回事发地，顾敏黎还要求丈夫带她去城隍庙、外滩转转。

然而，在事发数月后，1995年11月20日，上海市南市区（已并入黄浦区）刑侦支队突然传唤梅吉祥——妻子指控他是凶手。

在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节目中，刑警在事发现场向记者描述了案发过程：梅吉祥在走廊里碰到走出来的妻子，要钱未果，就从灶台里“拿出准备好的柴刀”，在顾的头上砍了三四刀，然后将她拖入屋内，“用刀劈、用凳子砸、用皮带勒”，并伪造形似抢劫的现场。

据当时公安机关鉴定，顾敏黎因钝器打击和锐器砍切，致颅骨骨折、右眼失明、右侧上下肢无自主活动，构成重伤，但“神智清楚、精神正常，语言表达尚存一定障碍”。

《案件聚焦》是上海一档法治电视节目，最早记录了公安、检察院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倾向明显。

后来介入的律师和刘炳华，正是从节目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题为《“枕”边杀手现形记》的首次报道中，警察说，顾敏黎是在1995年10月8日回到事发地，向他们作的陈述。刘炳华后来查阅发现，这段重要线索直到近40天后、传唤梅吉祥前，才由警方补录入案卷。

梅吉祥猜测事件为情杀，他列举了三个妻子可能的外遇对象。但警方采信了顾敏黎的说法。

预审科警官介绍，首场审讯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3点，确定为故意杀人；警察特别提到，在走廊里发现了一把“戳断的水果刀刀柄”。随后以“超过10小时”的审讯追问其手上的刀伤，“在强大的攻势下”，梅吉祥“终于供出了弟弟”。

警察说，顾的短裤是丈夫扯下，目的是要伪造强奸现场，“后来考虑到弟弟在场，他真的不好意思，否则他就做了，恶到这种程度了。”那件疑似“凶器”在公诉书、判决中则不知其踪。

弟弟梅吉杨开始拒不认罪，看到预审员拿出哥哥的指认，才和哥哥一样写下认罪文书。

1996年1月，案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后，梅吉杨率先翻供，引来《案件聚焦》的追踪报道。

在审讯室，梅吉杨耷拉着头，告诉提审的检察官王某，自己是被审得“没办法了”才认罪，希望嫂子凭良心说出实情，并恳请检察官重新考虑案情。

王某质疑道，难道你的嫂子也会冤枉你？梅吉杨无语。

梅吉杨的妻子陆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丈夫被抓后，她不明所以，为此追问妯娌；顾敏黎告诉她，自己从未指控过梅吉杨，事发时梅吉杨并不在场。

梅吉杨显然是鼓足勇气才试图翻供，未获认可的情况下，梅吉杨很快泄了气，再次认罪，但面对镜头痛哭了十多分钟。

在刘炳华看来，媒体赋予办案单位太多美誉，成为后来翻案的最大困难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12月至2000年3月，媒体二十余次报道了公安部门侦破这起“罕见的杀妻案”的经过。

疑点重重下重判

当郑传本试图向受害人发问、质证时，被公诉人以其“身体不好、不能多讲话”为由阻止。二审提前休庭，郑传本大部分的辩护意见都未能在庭上发表。

正是在看了节目录像后，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律师郑传本同意接下此案。1987年12月，上海电视直播蒋佩玲包庇案庭审，郑传本因出色辩护，一夜成名。

郑传本与陈春孚、盛诗柔、王湘堡3位律师分两路，分别会见梅氏兄弟。兄弟俩一见到律师，都是先大哭。梅吉祥称，自己是被岳母和部分办案警官串通栽赃的，所有口供都是逼供的结果。

“见过当事人、看过案卷后，共同感觉是：证据不足，两个人被冤枉了。”已年近八旬的律师陈春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郑传本都是公安出身，在调查、取证、辨认上有优势。

律师们走访了大量新华灯具厂的职工，郑传本还骑自行车实地勘测时间，甚至去气象台查了当天雨量。

85岁的时任上海市律协会长王文正，曾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已几乎失聪，但提起“两梅案”仍忍不住反复抬手往下压，强调“绝对是冤案”。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律协郑重其事地组织了一批擅长刑事辩护的律师讨论，“大家同意郑传本做无罪辩护，因为确实没证据”。

王文正当时就注意到“检方有些不正常”：几位关键证人在向律师提供证言后立即受到检方的询问，检察官王某甚至用警车带一位刚上完夜班的关键证人回检察院询问了七八个小时，这位证人随后改变了证词。

1996年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两梅案”进行一审。梅氏兄弟均表示，自己是在“车轮战”下才承认犯罪。

郑传本在庭上做了模型，指出公诉方认定的凶器“柴刀”、“菜刀”不可能造成顾的伤痕；当郑传本试图向顾敏黎发问、质证时，却被公诉人以其“身体不好、不能多讲话”为由阻止。

公诉人指责郑传本“利令智昏”，郑反唇相讥，称对方“权令智昏”。

后来就“两梅案”接受媒体采访时，检察官王某也多次攻击郑传本。大概是巧合，在“蒋佩玲案”中，与郑传本交手的检察官也是王某。

郑传本的辩护未起效。1997年2月，法院一审判处梅吉祥、梅吉杨共谋故意杀人，前者死缓，后者获刑12年。

在判决书中，杀人动机被归纳为“因家庭琐事等原因逐渐对妻子顾敏黎不满，竟萌生杀妻之念”，并不顾兄弟俩在同一家厂上班的事实，称两人“作案后伪造现场，并立即赶至各自单位上班”。

“一审判决书写得水平太低。”王文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判决书存在诸多疑点：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杀一个弱女子为何未遂，未予解释；梅氏兄弟如何谋划杀人办法，两人有何共同利害，只字未提；对作案时间未作详尽分析，也不考虑事发旧宅根本没有举起木凳的空间；此外，“杀人时候如此凶残，到了10点为什么又如此善良？谁规定10点就不能杀人了？”

1997年末，二审驳回了兄弟俩的上诉，称判决不仅有来自被害人的指控，还有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的支撑。

王文正质疑，若现场勘验发现物证，早就该把嫌疑人抓起来；除了受害人顾敏黎外，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最后说两梅多次供认现在又多次推翻是抵赖，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没证据，只能说你也承认过嘛”。

二审提前休庭，郑传本大部分的辩护意见都未能在庭上发表。

艰难的申诉之路

去世前一天，王文正前去探望。看见老友，急性子的郑传本一把拉掉脸上的呼吸罩说，“我就想不通这个案子怎么会成这样。”

申诉之路漫漫。梅母先后去过二十多次北京，跑遍了中央、上海大小部门。郑传本本人甚至曾通过熟人将材料递给了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然而，他们等来的消息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裁定案件不符合再审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符合抗诉条件，决定不予抗诉。

“两高”的决定，几乎意味着法律程序上的路已走到尽头。

2008年起，王文正陆续15次致信上海、中央政法机构有关领导，呼吁复查此案。据他所知，一位案件发生时的主管市领导曾找到市检察院有关干部了解情况，但结论是，“不管案件对还是错，‘两高’已有表态，我们下级服从上级，可以不表态，要改也是‘两高’来改。”

王文正也找过记者，询问能否发个内参，对方回复说，“内参一般不发个案。”

在此期间，梅吉扬于2005年提前获释，但他的家庭经此风波已分崩离析；不肯认罪的梅吉祥只获得了一次减刑，由死缓改为无期后继续服刑。

固执如郑传本，也一度怀疑过自己的坚持。

律师翟建透露，2008年，他与郑传本共同代理另一个刑事案件，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他试图劝说老郑选择与法院达成妥协。

“我拿‘两梅案’跟他举例，梅吉祥也认过罪，如果他判刑后低头认了，可能现在都出来了。我说，‘正是因为你的坚持和执著，他现在还在里面。我们本来想伸张正义，结果离正义越来越远，这是惨痛教训，郑老师你说是不是？’”

郑传本愣了一会，问道，“小翟，你今年几岁？”

翟建答，“小你两轮，你75岁，我51岁。”

“那你怎么城府这么深？我好像蛮傻的？”郑传本俨然在问自己。

2009年，郑传本病重。去世前一天，王文正前去探望。看见老友，急性子的郑传本一把拉掉脸上的呼吸罩说，“我就想不通这个案子怎么会成这样。”

郑传本的学生、律师易瑞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梅案”成了老师生前最放不下、“死不瞑目”的案子。

在郑传本去世后，接力棒完全到了检察官刘炳华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