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产品”

法院判定两梅有罪的最重要证据，就是被害人的直接指控。“检察官、法官都没想到，如果被害人诬告了呢？”

2006年2月，走投无路的梅家人找到刘炳华咨询。梅氏兄弟的姐姐有同学曾与刘炳华在农场共事。

刘炳华1980年起进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是最早一批获得法学硕士的检察官之一，业余时间曾写书盘点过国内众多错案。

刘炳华先找到郑传本了解案情。

“郑传本很感慨，说这是块心病，把材料全都给了我，大部分是手写的，我大概花了3个月时间，每天晚上趁值班的空闲时间，把所有数十万字文件都输入电脑。”

在打字的过程中，刘炳华察觉到越来越多疑点。他发现，两梅既无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现场没有任何与他们吻合的指纹、脚印、血迹或毛发；有关“凶器”的疑点也不止“断了柄的水果刀”，梅吉祥所供认的菜刀直到警方提取时还在被用来切菜。

到了2006年6月，刘炳华无法继续安坐，决定去见一见顾敏黎，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见过后才能决定是否管这桩与己无关的“闲事”。

寻找顾敏黎和母亲陈某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功夫。梅吉祥入狱后，顾家提出离婚，申请得到所有财产，唯独不要女儿的抚养权。14岁那年旧宅拆迁后，梅华再也没见过母亲。

6月3日，顾敏黎的生日前夕，刘炳华以青少年工作志愿者的身份陪同梅华去看望她的母亲。

“我当时心里还打了个问号。如果他们对我诉说女婿如何丧尽天良，我可能会相信判决公正。”刘炳华说。

但顾家人的反应，让他很意外：他们先逼着梅华写“妈妈是爸爸杀的”的字据，又一定要刘讲单位，还当面拨打、核实刘的手机号，后来甚至叫来了110。

刘炳华回忆，当顾母陈某挡在门口时，顾敏黎一直在屋里低着头。“他们的反应违背常理，特别是事后还查到我的身份，写了举报信，这是要把我摁下去啊。”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陈某，尝试核实，对方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这次拜访成为转折点，刘炳华决定深度介入。他罗列出案卷中提及的所有名字，几乎投入了全部节假日的时间，逐一去寻找一切知情者，最远去了距市中心2小时车程的嘉定。案卷材料也越堆越高，如今五十多个文件夹叠起来有3米多高。

“我不带观点地去找，第一次推说忙的，就表达诚意，回头再约。一般都带着梅华，很多人看到小姑娘这么可怜，就愿意跟我聊了。”

通过回访，刘炳华确认，梅氏兄弟不具备作案时间——如前文所述，不少同事，包括那位被检察院带走改变证词的工人证实，判决书确认的案发时间，他们在厂里见到了梅氏兄弟。

梅吉祥的师傅倪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案发一个月前，她碰见夫妻俩时，顾敏黎还在为丈夫收入低、厂里效益不好担忧，请求“想想办法帮忙调出来”，可见两人关系正常。

刘炳华分析说，此案基本可定为“三无产品”——无作案时间、动机、证据，法院判定两梅有罪的最重要证据，就是被害人顾敏黎的直接指控。“检察官、法官都没想到，如果被害人诬告了呢？”

梅吉祥后来向律师透露，1995年国庆节前后，小姨、丈母娘陈某曾叫他去“谈一谈”，他考虑后予以拒绝；对方表示，“如果不来就说是你”，梅吉祥不以为然。

在住院期间，女儿、丈夫、婆婆多番询问，顾敏黎均未吐露凶手信息。

梅氏兄弟的三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和顾原来关系好，听说她出院后要住回事发地，曾急忙赶去阻止。

“我说你不能回去，万一再出事怎么办？她说，‘家里人都知道、说好了，没办法了’，但没透露私了数额。我问她，到底谁杀你，她左手拿笔，写了三个字，‘华’、‘齐’、‘佳’，还说是上海人，一米七左右。”

被忽略的关键嫌疑人

陈春孚等律师认为，对“真凶”的追查逾越了刘炳华的权力范围，应交给司法机关处理。

真正坚定刘炳华信心的，是他对“真凶”的追踪和锁定。

在案卷中，一个线索引起刘炳华的注意。律师从当时的上海A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匿名，以下简称“A公司”）调取的财务收据档案显示，案发后两个星期，业务经理舒某报销了一笔八百多元的医药费。

舒某是顾母陈某的老同事。顾敏黎一度下岗，经舒某介绍，在A公司担任财务主管。

A公司总部在数十公里外的外高桥。刘炳华查询确认，当时从市区前往该处极为不便，因此，顾平时在市区办公点上班，要去外高桥时，一般由舒某或另一位同事开车来接；顾与舒某两人长时间同处一间小办公室，关系很好。

案发当天，顾敏黎正好要去外高桥。

刘炳华开始把调查重心从新华灯具厂转向当年A公司的职工，调查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他从外围开始，逐渐深入公司核心层，经过多次磨合，才说服那些最初电话也不愿接听的知情者。

两位当时与舒某有业务关系的熟人先后向刘炳华证实，他们分别在案发当天的白天、晚上陪同舒某前往医院看“头部碰伤”，晚上那次还叫了120救护车。舒某当时解释，受伤是在家中浴室滑跤所致。

舒某的另一名同事反映：在顾敏黎被人伤害后，看到舒某头部有伤，眉毛上方包着纱布。

巧合的是，据南市区刑警在《案件聚焦》中透露，顾敏黎曾拿家里的晾衣杆与凶手进行了搏斗，对方也受伤了。

后来刘炳华从内部了解到，当公安机关提取了现场指纹、血迹、毛发后，对A公司员工提取指纹时，舒某恰好请假，其指纹未被提取。而现场提取的指纹，与梅氏兄弟均不相符。

刘炳华顺着这条线索深入，最终，案发时A公司的负责人单某主动找上门来，透露了两个细节：那天恰逢他50岁生日，顾敏黎和舒某都未参加中午在外高桥的生日宴；而且，舒某正是那天第一个通知他顾敏黎“出事”的人。

请了一段时间病假后，舒某很快离开了A公司，现在是外高桥地区另一家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总经理。2011年中秋，刘炳华开始与舒某接触。

在电话中，舒某承认，尽管此前关系密切，但在顾受伤住院的4个月中，他一次都未前去探望，“怕见到血腥场面和恐怖镜头”。

“在医院里是不会见到血腥场面和恐怖镜头的，舒某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很可能曾身临和看到过‘血腥场面和恐怖镜头’。”刘炳华判断说。

这样的电话一共打了六七次。

几乎没人赞成他调查A公司。此前梅家人生怕他遭遇不测，刘炳华也不乏这种担心，那段时间，他出门都戴着围巾、帽子。陈春孚等律师则认为，对“真凶”的追查逾越了刘炳华的权力范围，应交给司法机关处理。

2012年4月，退休前半个月，在频频写信无果后，刘炳华决定，要见舒某一面，当面与其对质、劝其自首。他看到电视上主持人劝人自首的故事，受了启发。他甚至没把这个决定告诉梅家。

2012年4月6日，刘炳华带上全家，陪同梅华约舒某在西藏南路上的肯德基见面。见面不久后，他直接问起关于“两梅案”的问题。舒某知道刘炳华的真实意图后当场破口大骂，并报警；警察来之后，他声称自己被骚扰，并拒绝了刘炳华提出的向司法机关留下指纹自证清白的建议。

录音显示，舒某在现场表示，“只要不是公检法正式来找我，就是我做的我也要赖到天边”。

2013年4月1日晚上，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电话，舒某指责“你们脑子都坏了”，拒绝回应。

“相当于一次颠覆”

有的劝说，“你要考虑成本，救一个人，要毁掉这么多人”。

“只要有关部门取来舒某的指纹、血型，跟现场提取的进行比对，就能锁定‘真凶’。”与舒某的对话，增强了刘炳华的信心。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2006年6月他主动拜访顾家人之后，负责处理举报的领导就拍桌子警告他：以职务身份干涉无关案件的后果可能“比‘双开’还厉害”。刘炳华强调自己是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并无不妥。这位领导后来向他道歉。

刘炳华说，自己敢于叫板，是因为证明梅氏兄弟清白的证据实在太确凿，不容回避；但“要翻这样一件‘名案’，压力非常大，相当于一次颠覆”。

此案由于“维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被评为1997年上海市市级机关百件好事之一，并入选《资深检察官办名案》一书。据刘炳华透露，除了可想而知的荣誉，有3位承办者后来升任为处长，且都占据了关键岗位。

2011年元旦，刘炳华开始向中央、上海、检察机关的各主要领导写信，近200封实名信件转为更大的压力，调头向他袭来。

刘炳华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梅案”长期难翻案，除了碍于曾经的荣誉外，也与机关内的不良作风有关，“下级推给上级，上级也根本没认真去研究材料”。

市检察院领导很快找到刘炳华，透露信件转回到了院里，“你反映的情况，如果你是对的，向你表示致敬”，并询问起案件真假和可能涉及的责任人。

“我问他，你看过案卷吗？他说没。我说，如果你连材料都没看过，没法跟你说了。”刘炳华说。

刘炳华也曾向最高检派来的巡视组反映情况，但他明白，在缺少回避制度的检察机关内，自我复查的效果可想而知。2006年，他曾亲眼看到一位“两梅案”当年的承办人按上级要求重看案卷，复查此案。

7年以来，几乎所有与刘炳华相识的人都知道了他在试图撬动这桩旧案。刘炳华常常刚进电梯，就看到有人别过头去，避免打招呼。

也有许多人明里暗里找他。有的劝说，“你要考虑成本，救一个人，要毁掉这么多人”。有些人不相信顾敏黎会诬告丈夫，刘炳华根据自己掌握的案情，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回应，“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错的案子各有各的错法。”

刘炳华一边解释着自己并不复杂的动机，一边也试图影响那些可能了解办案过程的同事。

2013年3月17日，刘炳华终于决定见南方周末记者，他说，已经给了纠错者足够的时间。而当事人等不起。

自2012年4月退休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刘炳华坚持不把线索向媒体公布，希望事情尽量能在内部解决。这位系统内司法官员的顾虑包括，担心出现类似佘祥林案推翻后有警察自杀的现象，“要给人留有余地，‘误诊’很难避免”。

渐渐的，内部有了松动。

一位当年的公诉人向刘炳华承认，当初自己手头还有别的案子，并未认真研究“两梅案”案卷，“只是跟一下”。他透露，检方办案人员清楚，顾敏黎从未指控过小叔子梅吉杨，内部讨论时一度产生分歧，有过数次退查、补充，最后经政法委协调，考虑到梅吉扬同犯的情节已上电视，才原封不动地将其列为从犯。这一过程也获得了其他办案人员的证实。

有参与提审的工作人员对刘炳华直言，担心案子翻过来自己会受牵连，因此提前退休；另一位同样提前退休的办案人员从公开简介中删去了“两梅案”的内容。

“我们内部常说，办一百个案子容易，纠正一个案子难，但我相信，每坚持一天，我就加分一点，他们的责任就多一点，”刘炳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要把这件事做得圆满。”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令他看到了希望：浙江叔侄案沉冤得雪，更有一位北京的高层领导亲自打电话到刘炳华家中，告知已收到他寄去的书。刘炳华相信，对方也看到了随信附上的“两梅案”材料。

律师协会老会长王文正则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分析说，“两梅案”案情重大、牵涉面广泛，从“两高”往下都有一定责任；从法律上讲，能翻动此案的又只有已做过判定的“两高”，因此局面非常复杂，“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