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我们谈得已经足够多了，这实在违背了他对后人“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的告诫。然而鲁迅的永远在场，说明的却是二十世纪迄今关心、珍惜鲁迅的现代中国人，实际上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是在与鲁迅的不断对话中，回应着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和内心深处最为切己的困惑。

    《狂人日记》的经典性早已无需多言，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也被世所公认。茅盾在1923年这样评论：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

    “痛快的刺戟”、“绚丽的阳光”，《狂人日记》让五四知识青年看到了“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的可能。然而仅仅如此吗？事实上，《狂人日记》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它更意味着“鲁迅”的诞生。这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作为笔名，从此，“鲁迅”代替“周树人”，成为自己及他人共同使用的作为书写和言说的符号对象。

    《狂人日记》包含了两种叙述文体，即处在小说开头的文言小序，以及后续的十三则白话日记。关于这两种文体在叙事功能等问题上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但大多数研究者并未意识到两种文体的差异，更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我们不妨用心再读一遍这段不算长的序言：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狂人日记》实则包含了三重叙述身份：一，为《新青年》写稿的“鲁迅”；二，文言小序中的“余”；三，作为狂人留下日记的“我”。那么文言小序写于何时？又是何人所写？容易得出的判断是，小序作为小说虚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自然会在作者鲁迅和小序中的“余”之间做出区分。也就是说，“七年四月二日识”是“余”记录下的时间节点。尽管这个时刻又是鲁迅实际创作《狂人日记》的时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

    但是，想要判断狂人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书写日记，仍显得殊为困难。因为日记是人在私密状态下的产物，“不著月日”亦表明了鲁迅有意为读者设下迷障。然而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大致的判断。例如狂人被治愈后的动向，是“赴某地候补”。“候补”是清朝官制当中的重要一环，主要用来安置只有官衔而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另一方面，狂人在第十则日记中还提到了被人杀害的“徐锡林”（徐锡麟），而这个事件发生在1907年。综合以上两点，狂人写日记的时间应在1907—1911年之间，即清朝的最后几年。可以确定的是，狂人原初的日记，不是辛亥革命后的文本。

    小序写于“七年四月二日”（1918年4月2日），但日记中的事情实际发生在晚清，那么文言小序和白话日记之间便悬置出一段难以明察的历史空白，即辛亥革命（1911年）之后、新文化运动（1917年）之前的早期民国岁月。“余”在小序中娓娓道来的，其实是叙述者十年前发生的一段经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鲁迅并未言明。最先意识到鲁迅这一时期重要性的，应是日本的竹内好。他用富有抒情色彩和哲理性的表达，讲出了鲁迅写出《狂人日记》之前的北京生活的重要性：

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