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则狂人日记，大致可概述为从发现历史和社会“吃人”，到发现自己也“吃人”的过程。“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作为病者所发出的最后声音。

    “救救孩子”之后，便没有了后续，进而整个日记文本被收编进文言小序搭建的，有着严密控制、使人免受惊吓和不安的文化系统之中。两个文本的作者，最终也未能相逢（“余”回乡只读到日记，未遇见狂人）。

    写于1907-1911年间的日记，使用的是崭新的现代白话文，所要表达的，亦是和该文体正向关联的反传统意味。悖论和含混也由此产生：如果读者认可狂人的呐喊是应有的、正常的呼声和批判，那么同时就将狂人之外的人和世界，理解为相对立的不应然和不正常。但另一方面，在外人看来，狂人确实发了疯；对狂人而言，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狂”。在疯与不疯之间，鲁迅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吃人”的历史，使读者意识到狂人狂语才是真，而文言系统和外部世界则在道德上虚假和不可靠。

    那么，如何在泥沼中得以超拔？“救救孩子”究竟怎样才能落入实处？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或隐或显地，已将拯救契机埋藏于字里行间。狂人从字缝里只看见了“吃人“二字，其实字缝之中，还有亮光。

    狂人从赵贵翁、一伙小孩子、打儿子的女人以及狼子村的佃户那里，感受到阴冷的目光和吃人的真相，但真相的发现没能在第一时间立即完成。狂人有所察觉，是在“晚上总是睡不着”的情况下，觉得“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狂人进行一番研究后明白的事理，首先是“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需要注意的是，这和后面的“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并不一致。狂人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人”，他只是从别人的行为中，朦朦胧胧导向了一种对自身前景的模糊认识。从“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转变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这种关于“我是人”的主体意识，体现在《狂人日记》最为著名和响亮的旗帜性宣言中：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透过“仁义道德”和“吃人”的隐与显关系，终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人”。这是文本中的重要瞬间，“吃人”真相的发现意味着狂人不再只是这“仁义道德”秩序下的受压迫者，他终于产生出明确的自我意识以及摆脱这一切的勇气。尤为关键的是，此种转变的达成，正是狂人从研究史书的过程中获得。鲁迅在同时期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注：《狂人日记》）。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寥寥。” 在古代中国，史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对于鲁迅这样一位处在新旧之间的文明思考者，他在呼唤新型主体诞生的尝试中，却不自觉地接续起传统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必要手段。从这里也可看出，鲁迅自己之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既是自觉的责任承担，同时又是无法逃脱的命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