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序》中说明：“《十九首》诗学之权衡也，上承《三百》，下启千百代，得其意一以贯之以。”（1） 历代诗论家、注家均对《古诗十九首》给予极高的评价，《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力也非常之大。这十九首诗作因梁代昭明太子的选录而得名，是五言诗的伐山，抒情诗的经典。

但传统的注解，有不切合原作的地方，有些忽略了典故，望文生义；有些断章取义，千方百计地把诗意引向教化那儿去，曲解了作诗人的意思。朱自清先生试图还《十九首》本来的清新面目，给予《十九首》综合性的分析，并指引青年诸君学会在“透彻的了解”（2） 的基础上分析和欣赏诗。可惜朱先生只解了九首，直到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探索》问世，给十九首诗都做了解析，完成全部笺注工作，才弥补了这个缺憾。马先生在朱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其精神实质。两位学者都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且是美文家，在读诗之外，读他们的说解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一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

朱先生在兼采众家的基础上，先抄录原诗，再依次收录李善的注和自己的注，再是研究性的说明，说明部分的内容最多，也是读起来最精彩的地方。朱先生的笺注、考证、鉴赏，都用晓畅平易的语言，仿佛一直在顺着诗意讲故事，一点一滴，有情有趣。说解本身就是自然天成的诗，恰与《十九首》的“自然”品质相合，似乎朱先生的说解就是《十九首》作者自己的剖白，连说话的语气情态也是相通的。例如在《行行从行行》中解释“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时，朱先生站在思妇的立场，表达她的心思：“这‘弃捐’在游子也许是无可奈何，非出本愿，在思妇却总是‘弃捐’，并无分别；所以她含恨地说：‘反正我是被弃了，不必再提罢；你只保重自己好了！’”（3） 真真切切、一语中的，谁还读不懂，谁还不能理会呢？朱先生又多用问句、叹句，读者自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情境，也随着一同慨叹，一同心荡神移，感受到所谓“《十九首》之妙，能使人思”了。（4）

朱先生分析的方法一般是先提取主旨，在宏观上把握诗意，抓住整首诗的重点。在解释词句时，遇到有成辞典故的，就讲清它的来龙去脉，突出“暗示”的作用，“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5） 典故和比喻能唤起读者的联想，是诗比散文经济的地方之一。如指出“思君令人老”是古诗的套句，从《诗经》中的“维忧用老”脱化而来，《十九首》中用过两次，都恰到好处。这便反映出《十九首》对前代作品的吸收运用和创新。不仅提供前代的文本，还加入后代的拟诗，显出《十九首》在历史上的位置。但在释典时不能拘泥，如《涉江采芙蓉》一首，化用《楚辞》的情境，朱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采芳草的风俗，汉代似乎已经没有”，采莲采兰也许是作诗人虚拟的，“诗中想象的境地本来多，只要有暗示力就成”。（6）

在一边解说的时候，一边介绍诗中运用的手法，如比喻（“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复沓（《行行重行行》、《青青陵上柏》、《冉冉孤生竹》）、叠字（《青青河畔草》）、对偶（“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问答（“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接字（“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菟丝附女萝——荼丝生有时”）、歇后（“南箕北有斗，牵牛不复轭”）、等，比喻有旧的比喻和新的比喻，都有一一的说明，比如“远行客”的力量强于“过客”，便是创造的功夫；回环复沓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同一个意思反复咏叹，没有韵的歌谣更要靠它来组织体格，表现情感；接字也是歌谣用的，说“宛与洛”，实际上只描写了洛阳，马先生在后头说是“双起单承”……各种手法在诗中的作用，用得如何好，都讲得一清二楚，使人心领神会。

《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方东树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一字千金惊心动魄处；冷水浇背，卓然一惊处。此皆昔人甘苦论定之言，必真解了证悟始得力。”（7） 《十九首》均是游子吟唱和思妇之辞，但精彩各异，句句是肺腑之言。它们毕竟出于文人之手，和民歌有所不同。为了显示这样的不同，朱先生对于每首诗的层次和顺序，作者匠心独运的地方，都给予详细的说明，若是作者看见这些，该是不再感叹“知音稀”了吧。如《涉江采芙蓉》中的两层失望，解得惟妙惟肖，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内部，其实是风生水起，精彩无限的。又如《明月皎夜光》对秋景的描写，并不按逻辑顺序，但内在情感的联系和外在韵脚的配合使它们不显得杂乱。古诗中前后呼应的地方也被注意，这些似连似断的线索给人浑括天然的感觉，如《冉冉孤生竹》中“结根大山阿”暗示下文“思君令人老”，《明月皎夜光》中“众星和历历”为下文的箕、斗、牵牛埋下伏笔。主人公的身份，诗的语气，主人公为什么会这样说话，他们的悲哀无奈在什么地方，美好的精神又体现在哪里，看过这份注解，读者就自然能够明白。结合注解我们可以更好地领会：《十九首》不描写细节，往往抓住最能表情达意的地方，一句便入人心；也没有曲折的结构，工切而且简省，采取直陈式的袒露，同时含蓄蕴藉，“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8） 这样的文体特征反倒使它们成为千古咏叹的“不隔之作”。（9）

《十九首》的作者有不得不说之情，不得不申之苦衷，所以他们大胆地说出“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这样的话。而这些话因为是长期蕴藉的真情的吐露，是所谓“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的东西，是“性情中人的性情中语”，（10） 所以能够说到每个人的心里，“他所要告诉读者的比他所能够说出来的更多。”（11） 朱先生便也大胆地、不隔地解说这些话，历代的注释想方设法地把教化观念强加于《十九首》上，不惜曲解作者，如将《青青陵上柏》解作“不以利禄介怀”，（12） 连王国维先生也认为《青青河畔草》中的情感是“淫之尤”。（13） 在这样的前提下，两位先生的解说，就有革命的意义了。朱先生反对将不相干的成见带进诗中，坚持它的纯洁性。如《青青河畔草》的主人公，荡子妇也“有她的身份，有她的想头，”不比《伯兮》里的女人差。（14） 文学的世界是广阔而平等的，只膜拜美。大胆地破陈说、细致地辨异说，在马先生的《古诗十九首探索》中也一以贯之。

《十九首》打动人心的精神更在于在流浪和孤独生涯中，主人公始终有对人间苦难的深切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对人间可贵感情的珍惜和坚守（“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他们经历苦难而充满善意，漂泊天涯而心存理想，离别经年而情深意重、矢志不渝。马先生对这一点的诠释更加深入。

                二 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

如果说朱先生重在讲清词句的意义和疏通诗意，类似于老师给学生讲课，马先生的侧重点就有不同，他似乎要说出一个道理来，呈现一个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的《十九首》，这里也许是有他的深意和寄托的。马先生在释《十九首》前，用较长的篇幅描述其基本内容，重在突出它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添加许多历史考证，试图还原《十九首》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体例上，马先生延续朱先生先给字句作笺注，后写研究性说明的方法，有些篇目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等，朱先生没有标注字词意义，马先生都补上了。马先生更加详细，不像朱先生那样简练，如《行行重行行》一篇，单是在正文中引用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一些相关诗作和文学评论，以及其他家的解说，已经有十几条。还有许多地方引用史书如《史记》、《汉书》，在介绍时代背景上着墨颇多。马先生考证更加细致，如对“玉衡指孟冬”一句，牵涉到古代历法和《十九首》的创作时代问题，马先生结合史料分析“不以月份改季节”的道理，澄清这个疑惑。对一句诗的解说可以详尽到对每一个词进行推敲，比如《青青河畔草》，仅一个描绘登楼女子的画面，其解说都可以当作一篇长散文来看了。还加入文艺理论的分析（《行行重行行》中的“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今日良宴会》中对“真”的问题之辨析，《西北有高楼》中“空中送情”之解说），引进了一些名词如“帷灯匣剑”（《青青河畔草》）、“双起单承”（《冉冉孤生竹》），等等。

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两位先生的理解是一致的，“所写的无非是，生活上的牢骚和不平，时代的哀愁与苦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15） 《十九首》的抒情是“赤裸裸”的，没有曲折也没有隐晦，作者是诚实而单纯、细腻而深沉、平凡而高贵的性情中人，他们是流浪江湖的才子，是那些“忧伤以终老”的人，说不上有多么崇高的治世理想，但总有些吸引人、感动人的情操在，这些情操是高于普通人的，是从苦难中哺育出的精华。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的解说可以说是灵犀相通的，共同抛弃传统观念对诗歌的歪曲，所不同的是马先生更注重社会条件的因素。如《今日良宴会》一首，有人说是表达“君子固穷”的信念，但“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明明是惆怅不甘的话，朱先生从字词下手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简单介绍典故，提出“诗中人并非孔子的信徒”，不能蔽于儒家的成见，但也仅止于此。马先生不仅一一反驳过去各家看法，加入左思《咏史诗》进行对比，证明它的精神实质，完全不是儒者想象的那样，还花费诸多笔墨，详细介绍东汉的养士政策和选举制度，展现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困境。

马先生将《十九首》分为游子诗和思妇诗，将它们重新排序，又进一步将游子心情分为两类，一是政治上郁抑不平之感，二是对家室乡土眷恋之情。（16） 思妇的心情也是如此，《客从远方来》便是普遍的灰暗色调中，瞬间惊喜的展现。马先生认为游子之思与思妇之悲，正是同一时代悲剧的两个方面。这个发现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阐释：“他们拼命想在历史的旋涡中抓住一根救命的绳索，寻找一分的安定。可是，这一点愿望他们也终究难以实现，于是，他们转而想起故乡这最令人安定的根、居家这令人安定的窝、显达这能暂时平衡心理倾斜的砝码、宴席诗酒这瞬间的心灵慰藉。”（17）

马先生时时将社会和时代背景展示出来，探讨这些现实因素在人身上的影响，在诗中的折射，以找出《十九首》“庸俗而粗野，浪漫而颓废”（18） 的深层的时代历史原因。在马先生眼中，《青青陵上柏》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和贵族本身也感觉到的危机；《今日良宴会》批判政治的腐化和恶化，使得下层人民没有生存空间；《西北有高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诗人对社会上同样被压抑的人们的同情；《明月皎夜光》的现实力量在于反映当时的党派竞争，体现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道德伦理观念的虚伪；《驱车上东门》是汉魏服药求仙现象的投射……在朱先生笔下没有过多描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都出现在马先生的笔下，使人感觉到这些诗歌都是在特殊的时间产生，围绕着同一个时代主题，即王朝没落之际的极端动荡带来的普遍伤害。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先生偏向于“以诗论诗”，马先生则是“以诗证史，以史解诗”了吧。

马先生也更注重表现《十九首》的思想实质，表现作诗者的反抗精神和美好情操。如《西北有高楼》中的听者，因感于作曲者之悲而产生“冲破黑暗的想象”，在压抑的土地上产生“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理想；《涉江采芙蓉》反映了《楚辞》之情操，有美好而真挚的感情，积极的生活理想。采花的意思不仅在于“结恩情”，而是在“对黑暗的现实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对真实的人生的理解与追求”。（19） 对于游子，马先生说出他们在无可奈何中的反抗。《东城高且长》中主人公之所以对“理曲”的人一往情深，“不仅是‘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而且表现了诗人在生活意义上的向往和追求。”（20） 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谓“其趣愈悲，而其情益可怜矣！”（21） 对于思妇，则突出她们的气质和精神，如《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中折花惜花的美好情操，《迢迢牵牛星》中“具有生活意义的美感”，那种“美好而健康”的感觉。（22） 至于《孟冬寒气至》、《涉江采芙蓉》等诗中表现出的永恒而真实的情爱、矢志不渝的相依相守的亲情，在动荡岁月中格外动人。马先生在解说时，往往情不自禁地为他们辩白。这让人想到正是50年代中期，一场热烈的“文学是人学”的讨论，会不会与之相关呢？钱谷融在上海的《文艺月刊》发表文章，全面论述“文学是人学”的合理性，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找到人道主义作为文学根本性命题的依据。（23）当时在上海任教的马先生在《十九首》解说中呼唤人性的回归，是否与当时的思想潮流暗合呢？

我们不禁发出疑问：在对比之下，似乎朱先生的解说是对文本本身的剖析，或者说偏向于章句解释，而马先生在社会历史维度上花费较多心思。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差别？或许写作背景的差异能够提供一丝线索。五四是启蒙的时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知识分子一方面广泛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一方面抨击文化专制，重新审视传统，要给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一个重新的定位。在这时候，朱先生要给青年后学重新介绍《十九首》，讲解当时已经不被熟悉的文言诗，（24）这样的介绍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就更注重对文本本身的分析，并以此传播新的分析方法。朱先生和马先生的著作分别代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中，《十九首》的研究成果。在前五十年，“由于新思想的传入，诗学观念的变化和方法的革新，这一时期的研究充满一种人本精神。”但主要从文本展开，如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1936年）、访秋《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俞平伯《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髯客、饶学斌、陈柱，王缁尘等也作了新的笺注。（25） 朱先生的《释》作为代表，有这样的特征应该是自然的了。

后五十年又有一些新方法被运用，如美学和文艺学理论，给研究增添了光彩，研究领域也扩大了：叶嘉莹《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潘啸龙《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三题》、刘则鸣《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25）……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文学普遍从启蒙的“工具”变为政治的“工具”，关注阶级本质，要求宏大的历史观，倡导民族国家叙述模式，作家和文艺研究者要“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26） 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阶段的研究便总体上含有重视社会现实因素的意味，马先生也侧重从历史维度解说《十九首》，体现出对作品背后现实因素的关心。结合马先生的生平，或许艰辛生活的影响，也使他敏感于《十九首》背后的社会悲剧。1949年离乡谋职，辗转在多所学校兼课，生活稳定后，1957年《探索》才得以创作和发表。但在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被推入黑暗的无底洞，1957年马先生和五个同事联合写了大字报，震动一时，《探索》发表后三年，也受到严重的指责，1981年才得到再版的机会。文革期间被指为上海师院第一个“黑帮”，其子马嘉楠回忆：“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式，我父无一幸免。”（27）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险恶的环境，是不是使马先生对于抒写动荡时代的人间苦难的《十九首》，有深切的共鸣呢？对于《十九首》中揭露的黑暗现实，朱先生没有写出来的，他都一一道出。也许文学研究毕竟是人的研究，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性和个体特征。

这样看来，产生于启蒙时代的《古诗十九首说》和历史现实叙事环境下的《古诗十九首探索》，都带上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特征，不管作者怎样尽量掩盖它们。没有纯粹客观的文学，同样也就没有纯粹客观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不仅与时代环境关系密切，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研究者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完全切合原著的解说是不实际的，世界上不会有这样一本《十九首》的解说，它完全等于《十九首》本身，也没有两个人的解说会是完全相同的。换一个角度看，存在和发展于社会环境下的研究，被时代和作者同时赋予了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位读者都给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再创造的可能，每一位研究者都给作品提供再诠释的机会，相信《十九首》的艺术魅力，会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愈发光彩。

参考书目：

   （1）隋树森编注：《古诗十九首集释·古诗十九首说序》，中华书局1955年3月第1版，第63页。

   （2）朱自清：《朱自清 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页。

   （3）同（2），第11页。

   （4）同（1），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引钟伯敬语：“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能使人惊；十九首之妙，能使人思。其性情光焰，常有一段千古长新不可磨灭处。”，第61页。

   （5）同（2），第4页。

   （6）同（2），第28页。

   （7）同（1），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第73页。

   （8）同（2），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前言》引谢榛《四溟诗话》，第75页。

   （9）引自王国维《人间词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39页。

   （10）同（2），曹旭：《导言》，第4页。

   （11）同（2），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第105页。

   （12）同（1），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青青陵上柏〉》，第2页。

   （13）同（2），马茂元：《探索》，第152页。

   （14）同（2），第13页。

   （15）同（2），马茂元：《探索·前言》，第59页，第82页。

   （16）同（2），马茂元：《探索·〈明月何皎皎〉》，第139页。

   （17）刘则鸣：《〈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103页。

   （18）同（2），马茂元：《探索·前言》，第66页。

   （19）同（2），马茂元：《探索·〈涉江采芙蓉〉》，第110页。

   （20）同（2），马茂元：《探索·〈东城高且长〉》，第124页。

   （21）同（2），马茂元：《探索·〈驱车上东门〉》，第128页。

   （22）同（2），马茂元：《探索·〈迢迢牵牛星〉》，第171-172页。

   （23）孟繁华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大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18页。

   （24）同（2），第3页。

   （25）同（2），曹旭：《导言》，第7-第8页。

   （26）同（23），第62页引《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27）引自马嘉楠：《回忆父亲马茂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