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生活于特殊时代，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深刻地影响着世人。正如刘勰所总结：“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⑴ 一门三父子均非等闲之辈，他们和建安七子一起，咏唱“乱离时代的乱离歌”。几十年的战争和动荡使得江山破碎，生灵涂炭，人人惶惶不安。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的曹氏父子，也承受着时代赋予他们的悲剧意识，此时的文人代表着社会痛苦的呼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⑴ 在曹氏父子的诗作中，我们可以尝试分辨他们各自的人生苦难和共同的悲剧意识。

    一、曹操的理想困境

曹操是乱世英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学家。宋人敖陶孙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概括了曹操的诗风，即“政治家之诗”。

《三曹诗选》中选录了曹操二十首诗作，按照内容的不同，试将它们分为三大类：一是对战争经历的描述，传诵较为广泛的有《蒿里行》、《苦寒行》、《薤露行》等，对现实苦难的描绘深入人心，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⑵ 。二是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构想，表现了曹操的政治愿望，如《对酒》、《度关山》等，多引用古圣先贤的业绩，流露出对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太平时代的向往。三是关于游仙延年和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作，如《龟虽寿》、《秋胡行》二首、《短歌行·对酒当歌》、《精列》，反映出豪迈的人生态度，同时包含一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不得调和的纠结心态，窃认为曹操的悲剧意识在这类诗中体现得最为集中。

虽写作游仙诗，曹操并不信仙，仰慕神仙是因为他们“寿如南山”、（《陌上桑》）“万岁为期”，（《秋胡行》）不像“人道居之短”、（《秋胡行》、“莫不有终期”。（《精列》）曹操往往在对神仙进行一番细致描写后，表明自己只愿做人间圣王的心态，他总是对那自由浪漫的神仙生活给予否定，或在中间夹杂理想中太平社会的影子，常常是不由自主地从欢快变得深沉。这也许说明一个事实，即曹操所谓游仙诗，实际是政治抱负的寄托，是内心深处忧患意识的排遣：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乃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秋胡行》）

对于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而言，忧愁一直相伴，除了个人气质之外，恐怕是动乱时代的投影吧。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下）⑶ 唐人元稹说：“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元氏长庆集》）⑷ 曹操一生最大的目标，应该就是统一天下，他感叹事业未成而暮年已至，其实是一种个人不能挣脱历史的无奈，他在战争中数次死里逃生，赤壁战败后，曹操深知统一时机尚不成熟，孙刘形成小集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统一的局面了。历史的事业永无止境，而个人的人生太短，曹操也许到死也执着这一遗憾，对于时间的焦虑，也就往往体现在诗作中。其晚年微妙的心理，尤体现于《精列》：

志意在蓬莱，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 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

此外，曹操诗中还有一些纠结情绪。诸如既反战厌战，又认为战争是当前唯一解决时代问题的方式；诸多“爱民”之举又与现实中的峻刻狠毒相矛盾等。《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打着“汉天子”的旗号为自己成就大业打下基础，以期实现理想政治，时机成熟时却不肯自称天子。这是他的政治远见，亲见诸多称帝人物的失败，曹操充分认识称帝的危险，所以自命为“周文王”，让曹丕来完成这个心愿。⑷ 但这又何尝不受内心一种分裂情绪的影响呢？曹操身世基础并不雄厚，早期的目标是作治世之能臣，“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⑸ 但汉室已经倾颓，时代逼迫和牵引着他产生篡位的念头。一边以兴复汉室的臣子这个身份自居，一边是用一生血汗打下的江山，曹操夹在中间，其中滋味没有办法述说。曹操在现实中性格多面，也体现他的人格矛盾，这是艰苦时代赋予世人的普遍的分裂，英雄也不例外。

曹操的理想主义情结也许与早年一些人的评价有关，如许劭和乔玄，都给他下过“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之类的定语，当时曹操还没有崭露头角。⑹ 这些预言与其说是别人说出来的，不如说是曹操内心愿望的反映。加上曹操是个执着的能人，这一情结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埋藏一生，成为命运的主宰。而个体终究是不幸的，尤其在多变的年代。

但英雄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胆，鲁迅先生说曹操力倡通脱，“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自绝’”，胆子很大。⑺ 这大胆更体现在对天命的反抗里。曹操诗歌之所以有悲壮之感，和他的豪迈气概应是分不开的。《龟虽寿》中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张作耀先生认为这里是曹操的光辉之处，“天”的决定性作用至少已经减半了，⑻ 窃以为确实如此，还有《精列》中珍惜未来的句子，显出一种反抗绝望的积极精神。也许曹操的理想给他带来难以走出的困境，他便用这信念的力量抵抗和超越这一困境。

二、曹丕的生命苦痛

《三国志·文帝纪》中评价魏文帝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⑼ 评价一代帝王居然从文才开始，又指出他的性格缺陷，让人深思。曹丕开创了“文学的自觉时代”，他的作品其实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生命苦痛。

本书选录曹丕四十首诗，和曹操不同，曹丕身上的文士气似乎要浓些。这些诗作包含战争和时事内容，如《至广陵于马上作诗》、《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陌上桑》等，现实意味强，有的抒发年少曹丕建功立业的豪气，有的描写战争的残酷景象，比曹操更富深情，但壮烈不及其父。往往在乐观情绪中带有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如赤壁战败后写作《感物赋》。曹丕《自叙》中说明自己自幼年起就观看战乱和死亡，“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曹丕当时只有五岁,十岁那年还险些丧命。⑼ 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家庭中，曹丕的成长历程是不同寻常的。他在许多地方流露出对生死的感伤，如“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⑼ 对于如何不朽，曹操通过立功扬名，而到了曹丕，已没有什么功业可立，自己也缺乏真正的军事才能，曹丕重视文章是否也与这些因素有关呢？

曹丕还有不少描写游宴和娱乐的作品，如《芙蓉池作诗》、《夏日诗》、《于樵作诗》等，描述游猎宴乐的舒畅和奢靡的贵族生活，所谓“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芙蓉池作诗》）现实中曹丕也是好田猎，喜女色的，但享乐是表面，其中隐藏着一个痛苦的自我：

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善哉行二首·其一·朝日乐相乐》）

乐极哀情来，寥亮催肝心。（《其二·朝游高台观》）

这些句子让读者看到一个永远在追寻生命意义的形象，这种心情在《大墙上蒿行》中表现得更突出。开篇写阳春已至，诗人看到的却是草木零落，感慨“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孤枝，我今隐约欲何为？”为了消解他人不能体会的隐忧，接着写精美的服饰，亮丽的宝剑，和轻歌妙舞，美酒佳肴，借以追求身心自由，最后却是“为乐常苦迟”，想要借此增加生命的密度，仍然是“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吸取汉大赋的写法，把内心的挣扎和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给友人吴质的信中说：“年行以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为什么身为君主的曹丕还有这样的痛苦呢？他继位的过程风险重重，几乎一直处于一种不安的危机感中。自己要想当上太子，要承受两个弟弟带来的压力，尤其是曹植受曹操宠爱，兄弟之间展开艰苦的斗争。曹丕后来为巩固政权而对兄弟们的防范，或许也是这种心情的侧面体现。

曹丕诗作中数量更多的应是抒情咏志类，《昭明文选》中也有选录。曹丕善于烘托氛围和创造情境，他的《燕歌行》可以说是最早的七言诗佳作，用清丽细腻的语言写思妇的相思之情，还有从游子思乡的角度写的《杂诗二首》、《善哉行·上山采薇》等。还包括一些写景抒情之作，如《丹霞蔽日行》、《十五》等。由于曹丕常征在外，对人间的苦难有切身理解和共鸣，这些诗作能够打动人心。但里面或许也有曹丕自己的影子呢：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杂诗·其二》）

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薇，升降焉可知。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猛虎行》）

    雉雊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罴当我道，狂顾动牙齿。（《十五》）

它们都似乎有所寄托，表现出个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力，甚至包含彷徨恐怖的心情。漂泊不定的游子似乎是自身的象征，曹丕的抑郁却不同于一般无家可归的人，他所处的环境还是险恶的，既有个人与自然、个人与历史的矛盾，还有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⑽ 曹丕谋立太子时苦思冥想，充满担忧，或许映射到诗作中，就是这种惆怅迷茫的情境。清人吴淇说《杂诗》有疑惧意，应作于曹操欲易太子时。⑾ 曹丕在这样的心境下当上帝王，但在位时间很短，四十岁就死去了，且是因为看见许昌门无故自崩，“心恶之”，数月后就病重驾崩。⑿ 曹丕同曹操一样相信祯瑞与灾异之兆，早年曾算命，预知四十岁这年会有艰难。也许曹丕对个体人生始终怀有不信任的态度，无所寄托，无处安心，即使是人生愿望的实现，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苦痛。这既是特殊时代给个人造成的负担和扭曲，其实也是每一个个体生命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悲剧意识。

三、曹植的价值失落

曹植是古今失志士人的代表之一，同时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光被后世的伟大作家。钟嵘《诗品》将曹植列为上品，且评价“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⒀ 自曹植起，中国诗歌真正进入文人诗时代，他的气质也几乎影响了整个民族。本书选录曹植诗歌数量最多，在这些诗歌里面，有一半以上抒发个人价值不能实现的苦闷心情。

以曹操的死为界，曹植的创作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带有翩翩公子潇洒磊落的仙气，类似于后世的李白，风流自赏，慷慨任气。谢灵运说：“公子不及世事，但每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曹植有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作如写海边贫民的《泰山梁甫行》）早期名篇如《白马篇》、《名都篇》、《斗鸡》等抒发少年志向，记录欢乐生活，明朗单纯又不失气势：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名都篇》）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

曹植早年就立下大志，要保家卫国，利益社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与他后期多次表明心志是相通的，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鰕{鱼旦}篇》）无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当墙欲高行》），但始终不被录用。曹植为此付出许多努力，多次上书，也写过许多诗篇歌功颂德，希望得到纳用，他对于国和家有深厚感情，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有所期许，想要成就一番功业的态度十分自然而真诚，在《求通亲表》、《求自试表》等文章中均体现出来，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沉痛呼吁君主信赖“公族之臣”，舍弃“异姓之臣”。⒁

曹丕即位后，对同姓兄弟进行残酷的限制和压迫，经过了许多次贬爵和改封，不断的惊险和长期的摧残，曹植深受打击，时刻处于前途难卜的忧患之中。他曾用战战兢兢的心态，写作《责躬》和《应诏》两首诗上表曹丕，委屈以求自保，用“犬马恋主之情”来讨好曹丕。每一次受封，他都主动上书请罪，曹植慢慢认清，不要说建功立业，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久存。曹丕死后，曹植费尽苦心向曹睿表白心迹，但曹睿也把叔父当作政治对手，甚至比曹丕刻薄：“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郡，”曹植真正绝望，“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⒁ 一方面不愿庸庸碌碌地生活，做一辈子的囚徒，一方面时势不允许他崭露头角，强权不留给他丝毫自由。不仅不能施展才华，还长期承受高压的恐惧，曹植的失落和悲愤之感弥漫在许多诗篇中：

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赠丁仪王粲诗》）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怨歌行》）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杂诗》）

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倔强不屈的子建，即使是失意之作，气质也高出普通人。无论何时都要求高贵，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曹植论创作说：“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手离}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也。”⒁ 但尽管文章再美，对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而言，政治才是他的第一追求，曹植对自己命运始终是不满意的。他的文学的理念在游仙诗中也反映出来，曹植写作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升天行》等，想象奇丽，有屈原式的纵横开阔。不管他本人最终对仙道是什么态度，总归是一种渴望自由、冲破限制的心愿，是对压迫的反抗，现实中忧愁越深长，想象中的世界就越华美，越是无所拘束。

然而求仙也好，游乐也好，各种办法都派遣不了忧患之心，在《赠白马王彪》中曹植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期。”完全是一种悲哀的清醒，是痛苦无可解脱的心态。曹植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知命复何忧”（《野田黄雀行》）的乐观心境，但实际上他常觉得生不如死，只是守着遗憾残存罢了。境遇的艰辛使本来重情细腻的曹植更加敏感，蚌病成珠，他写作的比事咏怀诗和抒写身世亲情的佳作，许多都能流传千古，除了《赠白马王彪》，还有《七哀诗》、《送应氏》、《吁嗟篇》、《野田黄雀行》、《美女篇》等，以及多首《杂诗》。

曹植以被捕的黄雀自比,期盼有人解救自己；还以孤鹤相托，表示“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又在《吁嗟篇》中歌咏转蓬长期漂荡、颠沛不安的痛苦，发出“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的心声。曹植违背自己的心愿，没有办法找到生命认同，他的漂泊既是肉体的，也是心灵的。除了怀念故乡和叙述亲情，他还会不由自主地关心远行的流浪客，（《杂诗·悠悠远行客》、《门有万里客》），会感叹人生如寄，岁月苦短，也会借美人自喻，有盛年莫当之悲。他写的思妇诗和弃妇诗，哀而不怨，真挚细腻，还带有温柔敦厚的特征，寄托自己无限愁情：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七哀诗》）

行云有返期，君恩傥中还。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浮萍篇》）

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种葛篇》）

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踟蹰不得共。（《代刘勋妻王氏杂诗》）

其中《代刘勋妻王氏杂诗》这一首，曹丕写过同题之作，对比而言，曹植更为坦率，且笔下的弃妇怨而不怒，似在苦苦守候最后一丝希望。曹植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但那却是无法实现的，抛弃他的不仅是命运的残酷，还有自己的内心追求，事实上曹植早就把自身抛弃了，真正的曹植早已死去，当他感觉人生价值已经失落的时候。曹植早早地为自己挑选了墓地，尽管死时还处于盛年。也许对于曹植而言，既然无法完成个体的不朽，漂泊一生就只剩一个没有实质的空壳，但他的反抗精神和殉道者的形象，却是光辉的。

曹氏父子是魏晋文学的先锋，也是风云人物，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那个动荡时代的控制，时代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的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性同时体现在他们身上。曹操戎马倥偬，到头来不能承认自己的江山；曹丕在苦痛中自立，却无法摆脱生存的危机感；曹植死守美好的政治目标，却不知道那只是一纸空谈。理想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生命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人的欲望和能力永远不能往相同的方向前进，永远存在强大的不可知力量在牵制着个人命运。三曹共同拥有的悲剧意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们是诸多士人的代表，在他们之前牺牲于时代悲剧的人数不尽数，在他们之后也绵绵不绝。生民多艰，在苦难的年代里，没有谁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作家们面对现实发出关怀之情，抒写个人痛苦和人民的痛苦，怀抱着真挚的希望国家早日统一的良好愿望，这是黑暗历史中人性烛照之光，作家的良心是可贵的。广泛地说，或许这样的悲剧意识，其实人所共有，在他们身上，经过特殊环境的作用，显得尤其突出。历史在推动个人发展的同时也限制和扭曲了美好的人性，人性本身也可能将自己推向死角,悲剧能毁灭人，但也产生崇高，姑且撇去善恶功过，我们可以看到三曹在对命运的抗争中体现出的人格品质。

参考书目：

⑴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华书局2000年8月第1版，第540页。

⑵ 孙明君选注：《三曹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1版，第10页。引钟惺《古诗归》卷七。

⑶ 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3页。

⑷ 张作耀：《曹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425页引。

⑸ 晋·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岳麓书社1990年7月第1版，引自裴松之注所引《魏武故事》，第42页。

⑹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79页。

⑺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⑻ 同（3），附∶《曹丕评传》，第368页。

⑼ 同（4），引自《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第71页-第72页。

⑽ 同（1），参考孙明君解析，第85页。

⑾ 同（3），第476页引。

⑿ 同（8），引自第69页正文。

⒀ 同（2），第47页。

⒁ 同（4），《三国志·魏书卷十九·陈思王植传》，第455页，第462页，第463页。

⒂ 同（3），附：《曹植评传》，第505页。

⒃ 本篇引用诗歌原文均出自《三曹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