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存在感消失

――读《阿Q正传》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诞生于1921年年末，而被辛亥革命洗礼过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充满焦虑的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焰在这10多年的蔓延中始终没有伸向中国更广袤、更朽腐、更沉睡的农村大地。相较之前发表的《药》和《孔乙己》，作者似乎对社会局部的审视和剖析意犹未尽，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和深邃，态度更加赤裸和坚决。鲁迅先生以他的敏锐、专注、冷静和警觉打量着这一切，以漫画的手法勾勒出国民劣性的神形，以手术刀的锋利切割着旧中国那麻木愚昧的灵魂。

作家毕飞宇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所有开碾过来的对象坍缩成了一个叫阿Q的精神符号，一个劣根性的集合体。在生活中，我们更愿意看到当一个人处于弱势，有缺陷，被侮辱、被伤害时，他能在痛苦中涅槃，在困顿中走向善良，拥抱公平和正义；但也会有一种情况，他变得彻底麻木，更自私、更恶毒、更邪恶，人性扭曲，身影孤独。这两种走向在任何时代对于个人而言都有可能发生，但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里的分母，集体滑向后一种极端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是一种病态。而正如小说中要表达的，国民中的劣根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阿Q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在未庄中，阿Q是一个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人物，无名无姓无籍贯，他的住所和工作随时都有可能被取代。生前的“行状”在他人记忆里也渺茫。他处在一个随时被遗忘，随时被取代的风险中。因此他渴望被存在。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存在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的缺失会导致无意义感，也会带来价值感的缺失。就好像一块独立出来的拼图，存在感的缺失会无法使我们建立起外界的联系，独立出来的拼图也无法知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为此，阿Q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

首先，寻求差异。存在感往往是在与他人对比而产生的差异中产生。封建社会的肿瘤依然压迫着阿Q的视觉神经，由于看不到，看不清，看不懂，必然愚昧。阿Q没有朋友，他为了寻求差异，几乎成了小说中其它所有人的对立面。其一，他讨厌比自己强的人，自尊又自负，在他眼睛里，赵太爷钱太爷虽受居民的尊敬，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阿Q也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其二，阿Q讨厌跟自己平级的人。小D有着他和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在钱府的失业他怪罪于小D，与小D上演“龙虎斗”。所以他在醉酒后的幻想中认为首先该死的便是小D。把其三，阿Q讨厌比自己弱的人，他看到王胡捉虱，与其并排坐下，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没啥可怕，他肯坐下去，觉得是抬举王胡了。他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多少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其四，他讨厌有知识的人。小说中称阿Q最厌恶的人是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而这也是他讨厌的最莫名其妙的，只因为人家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又跑到东洋留学，回来留了个假辫子。第五，他讨厌异端。他看不惯剪了辫子的洋鬼子，他唾骂静修庵里的小尼姑，扭住人家的面颊。而她对小尼姑的欺压和亵渎，他才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所有的讨厌是源于愚昧，他没有足够的视界去容纳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别人伤害他，他反过来伤害别人。

其次，对爱和认同的渴望。存在感的背后是对虚无的恐惧和对弱小本我的自卑。而爱通过感性对抗虚无，认同通过群体概念消灭自卑和不安。小尼姑的：“这断子绝孙的阿Q！”久久地萦绕在阿Q的脑中，使他不安。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而“若敖之鬼馁而” ，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他渴望被爱，出于对未来虚无的恐惧，他跑去下跪向吴妈求爱。只可惜没找对合适的人也用错了方式。阿Q没名、没姓、没家、没固定职业。他肉身的归属是土谷祠，而土谷祠是属于未庄的财产，也不属于他。小说中他有想被认同的是渴望姓赵，和赵太爷成为本家。这样他可以比秀才高三辈，旁人可以对他生敬意。他渴望认同于革命党，理由是举人老爷怕革命党，未庄男女对其神情慌张，成为革命党可以凌于他们之上。因此他渴望被优越的行列所认同，而灵魂具体该栖居到哪并不明确，他只能带着灵魂随着不同时刻渴望优越的那个点随意飘散。而小说中其它主要人物是能获得认同感的。赵老太爷，他能在对封建和强权的维护中获得认同。赵秀才和假洋鬼子都是知识分子，可以在革命风潮为自己争取利益中获得认同。吴妈可以享受在赵府的那种被剥削的的仆人生活中而获得认同。静修庵虽也不平静，但小尼姑也可以归属到佛门净地。而王胡、小D和闲人看客，他们可以麻木自己的灵魂，为了活而活，在人群中的大多数中获得认同。但阿Q不同，他渴望成为大多数，却又总被排除在外，因此当他看到看客们看他欺负小尼姑哈哈笑时，愈发激起了他的斗志。他的灵魂扭曲且躁动。看客们是把灵魂挖了个坑埋了，后者是带着灵魂在荒野上飘荡。始终无法获得爱和认同。

最后，对自我处境合理化。当发现存在感始终无法实现时，阿Q选择了自我催眠。阿Q太过于擅长将自我处境合理化。以至于像个浮萍一样，可以被风被浪随意摆弄，完全看不到作为人的力量。他的精神胜利法贯穿全文始终，在第二章中阿Q被打时，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心里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好不容易赌钱赢了被别人拿去了，他回到土谷祠，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当他自我合理化后，便可以安心的睡着。先生美其称曰：优胜。甚至在最后，莫名其妙被杀头时，却也泰然，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被游街示众，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凡是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会碰到坎，甚至跨不过的坎，无论是大坎还是小坎，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当时那个处境下跨不过的砍，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和自己达成和解，找个借口说服自己。因为只有将自身处境合理化，才能心安理得的活下去。但是，阿Q似乎表现的太擅长了，他都没有拿出勇气去抗争，去试着跨过去，而是一发现前面是坎，噗通一声，就跪下了。阿Q身上看来真实又荒缪的表现，不免让人想到唐吉诃德。都是小人物，都是面对社会乱象无力，但唐吉诃德却有冒险精神，阿Q呢？空有想象精神！过于擅长自我合理化，是在消解生命的活力和精神，也是在表达对存在感缺失的巨大失落！

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语：存在即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被另外一个心灵所看见才能证明某事存在。在客体心理学中，社会化的人在进行交往过程中，他人对我们行为的回应才证明了我们所发出的信号是存在的，信号存在，所以我们也存在。阿Q就像一个在大雪天的孩子，很多小孩子在在雪地上踩出自己的足迹。通过“踩”发出信号，“痕迹”作为外界对他们做出回应，而令阿Q失望的是通过自己的足迹时，无法确认自己的动作，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无法获得存在感。而他最终被大雪覆盖着，他的信号也被大雪屏蔽。

“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段话包含着他对获得存在感的渴望和失落。那闪闪的两颗鬼火使他成为一个不健康的人，他的病因更源自外部。他最后没有画成圆，没有存在感的人生难以圆满。

关于几处细节的再思考：

1.把阿Q这样的人列为正传实在是对前人其它传的一种讽刺。过去的传都是给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人列的，而阿Q作为被淡忘又平常的人物，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为他列传，实在是为那个大多数画的一个肖像。

2.每个人身上都有“癞头疮”，都有缺陷之处。那个缺陷害怕被人戳碰，愈怕愈敏感。如何克服人生的“癞疮疤”是任何时代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起码不能像阿Q那样以五十步笑百步，以差笑更差。

3.和王胡比谁捉到自己身上的虱子多。我们生活当中和他人的很多比较是无意义的。应该比有向上精神的东西并能使双方的提升有帮助的。要比美而不是比丑。

4.阿Q对假洋鬼子的略怕、愤怒、躲避和狡猾，用一句话就完美呈现：“我说他！近旁的一个孩子！”现实中的我们似乎依然这样： 树立敌人又不敢直面敌人、要表达不满又不敢直面表达、要聪明躲避打击、要敢于转移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忘却。

5.阿Q欺负小尼姑时，她愤懑的喊到：“这断子绝孙的阿Q！”很难想象这出自于佛门人之口。这是阿Q实在太可恶了呢，还是像《受戒》里一样，当和尚不过只是个谋生？

6.阿Q求爱的方式竟然是下跪！一个男人不会求爱，表达爱，甚至无法以正常的眼光看待异性。封建思想的毒性如此可怕。

7.结尾的章名叫大团圆。这名字多么带有作者的情感色彩，作者怀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把阿Q送上了鬼门关，大团圆似乎是作者对国民劣根性的大包圆。阿Q作为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形象，“大团圆”的说法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