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价值观

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使之不被思考、感觉和表达。”可见导致读者忽略细节、否定某些情节价值的成见，除了来自于个人的主观好恶之外，还有一种是时代价值观所排斥的思想和感情所产生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的社会意识也潜在地阻挡我们去思考和感觉文本中某些情节的意义，以致自动忽视那些情节的存在，并且在无法忽视的时候，就以“作者是随便写写”给予否定。

对于《红楼梦》这部诞生于两百多年前、涵养了传统文化并集其大成的小说而言，现代读者在阅读诠释时，也必然面临了与过去时代沟通的问题，于是也随之产生理解障碍的历史难题。检视那些让我们对《红楼梦》或其他古典文学中某些情节或观念加以排斥，因而不思考更不认同的现代意识，主要有两个：

（一）清末民初以来的反传统思想

谭嗣同在撰于1896年的《仁学》一书中，高唱“冲决伦常之网罗”，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激烈立场，却因为时代剧烈变动甚至是巨大断裂的情况下，成为此后社会发展的主流心态，构成了清末民初思想革命的核心，海外学者林毓生就认为，五四运动的特征即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全面而整体性的反抗运动[2]，以致五四时期就笼罩在“全盘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氛围下[3]，胡适所宣称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values），也正是全面反传统的宣示。而五四之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直到今天都还仍然被不同程度地奉为文化发展的指引，支配着我们对传统的认识方式与接受心态，其影响既深且远。

然而，任何极端的主张都是偏颇危险的。一方面正如高彦颐所指出，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评本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其说是‘传统社会’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 [4]，因此，它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其实是粗略而扭曲的，是为了诉诸当时的改革需要而树立出来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传统的本来面目，他们对传统的批评也因此并不客观公允。更关键的一点是，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思考，往往容易落入一种所谓的“形式主义式的思想”，林毓生指出：这里的“形式”二字相当于“形式逻辑”中所谓“形式”的意义，而“形式主义式的思想”是指：一种根据未对实质问题仔细考察而武断采用的前提，机械地演绎出来的结论。[5]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只要是与今天不同的、尤其是儒家伦理性的思考方式与价值观，就会一概被否定，因为它是“传统的”；而即使本身存在着许多价值错谬与范畴混淆的想法，例如“身体解放”“情欲觉醒”等等观念或行为，却因为是“现代的”“启蒙的”便得到无条件的赞同。

从而在《红楼梦》的评论中，就产生了将宝玉与黛玉的儿童自我中心式任性视为反礼教的表现而加以歌咏，将贾政、薛宝钗等传统君子的正面德行加以嘲讽贬低之类的现象，并为小说添加了许多的“进步意识”。种种都反映了未对实质问题仔细考察，而武断地采用、机械地演绎的“形式主义式的思想”。

（二）现代的个人主义

让清末民初以来的反传统思想获得强化与延续的一种现代意识，则是对个人追求自由最具魅力的“个人主义”。这个来自西方近代思潮的观念袭席全球，成为现代社会的无上价值，却是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异质概念。

路易·杜蒙（Louis Dumont, 1911—1998）即指出：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崛起，其思想预设了自由与平等之类的观念，实不可用以取代其他社会本身的思想范畴，因为近代文明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其中所充斥的唯名论（nominalism）“只承认个体之存在，而不承认关系之存在，只承认个别要素，而不承认要素组群。事实上唯名论可说是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或说是个人主义的一个面”。[6]更进一步地说，个人主义是一种把人抽象化的精神法则，掩盖了现存的人与人在阶级、种族等方面不平等的事实，引导人们从“自然的”和“生理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的”和“人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7]这也正是上面所说的，把“身体解放”“情欲觉醒”等等当作进步启蒙的表

现而给予赞同的原因。

其次，这种个人主义还建立在19世纪以来视社会与个人必然是对立的二元观念上，误以为“社会减少一分，个人即增加一分；个人减少一分，社会即增加一分”，因此极力以反对社会来确认自我或成全自我，获取个人的自由，以致反对社会就被视为一种成就自我的正面价值。但事实上，诚如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 1887—1948）所提醒的，文化与个人的关系其实一向是相互影响的，一味强调文化与个人的对立，并不能厘清个人的问题；只有强调两者的相互影响，才能掌握个人的真相。[8]这在惯于主张“《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 [9]的红学诠释史中，更是发人深省之见。

基于上述的两种时代价值观，当我们以自己当代的信念作为判断标准时，就会如谷川道雄（1925—2013）所说的，“错把近代社会的规律作为所有时代的普遍法则来看待了” [10]，也必然会使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诠释受到削足适履，而失去丰富的原貌与复杂的面向，在其主体性被抹除的情况下，只成为现代意识的注脚。

然而，正如同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所体认的：“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是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而不是回顾历史构建制度合理性的思考者，因此，我们不得不满足于盲目地锻造我们的历史，一天一天地从所有选项中选择当下看起来是最好的一个。[11]这意味着即使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做最好的选择，但对历史而言，那仍然是一种盲目的锻造，其结果也往往会有诸多缺憾，而人们仍然必须坦然接受这样“盲目地锻造历史”的命定情况。今人如此，古人也一样，他们活在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里，传统文化就是古典作品之所以存在的先决前提，如果我们对传统无知或抱轻视态度，甚至总是强求古人与其作品都要表现出“回顾历史构建制度合理性的思考”，那就会

根本无法正确地判断古典小说的价值。尤其是，“现代”真的一定完全优于“传统”吗？现代人面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态度，和古人面对他们自己文化的坚持心理，又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对自己的时代价值观确信不疑时，是否因此就有权利过分质疑古人对传统文化的信仰？

就此，弗雷泽（J. G. Frazer, 1854—1941）对于远古巫术与宗教的研究心得，很是发人深省：说来说去，我们和野蛮人相似的地方比我们和他们不同的地方要多得多：我们和他们共有的东西，我们认为真实有用故意保存的东西，都应归之于我们野蛮的祖先，他们从经验里逐渐获得那些看来是基本的观念，并把这些观念传给我们，我们倒容易把它们看成是新创的和本能的。……但是回忆和探索会使我们信服，原来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许多都应该归之于我们的祖先，他们的错误并不是有意的夸张或疯狂的呓语，而是一些假说，在提出它们的时候确实是假说，只是后来更充足的〔检〕验证明那些不足以构成假说罢了！只有不断地检验假说，剔除错误，真理才最后明白了，归根究底，

我们叫做真理的也不过是最有成效的假说而已。所以，检查远古时代人类的观念和做法时，我们最好是宽容一些，把他们的错误看成寻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把将来某一天我们自己也需要的那种宽容给予他们。[12]

而对于比起远古时代已万分文明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上面这段话是更加适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与传统相同的地方多过于不同的地方，毋须以贬低传统的方式来证明现代的优越；并且，实际上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都是人类在建构生活时所采取的实验方式，现代文明只不过是另一种假说罢了，人类的尝试还只有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被验证的时间并不够充分，当以后时间一到，也很可能会像我们推翻传统一样地被未来的历史所推翻。当此之际，坚信现代文明比较优越的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具体时空环境时，其实也和古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是应当坚持制度，还是创造一个特例[13]，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古典文学家担任“回顾历史构建制度合理性的思考者”，而不允许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以当时的时空条件去看待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以此创作他们的作品？

何况，由强调时代不同所产生的“传统与现代是对立并冲突”的二元观，只是无谓地简化问题与制造问题而已，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是如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所提点的：传统与现代性并不“对立”（除非就符号学的意义而言），它们也不发生“冲突”，所有这些都是（坏的）隐喻说法。事实上，相对立的、相冲突的、陷入敌对斗争中的，并不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同个社会，而是在同一时间中彼此面对的不同社会。[14]

换句话说，以现代社会而言，与之发生冲突的其实不是“传统”，而是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族群与意识形态，包括：西方与东方、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城市与乡村、既得利益者与被剥夺损害者，当然还有各种小团体之间出于竞争意识所导致的倾轧敌对。换句话说，真正对立和冲突的，不是传统和现代，而是不同的利益和立场。这就提醒我们要慎重反思，当我们在“反传统”的时候，是否其实正在不自觉地媚俗或迎合某种当前的主流权威，以取得现实上的安身立命？

进一步来说，即使真的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差异的这一面，小说家的任务与小说的价值，是否就是要以批判当代、迎合未来作为衡量标准？对此，米兰·昆德拉以其兼具小说家与批评家的眼光，所给的答案全然否定。而其所以否定的理由，不是因为小说的价值还有其他的判断标准，关键在于此一思维本身就大有问题：从前，我也一样，我把未来当作唯一有能力评价我们作品和行动的审判者。后来我才明白，与未来调情是最低劣的因循随俗，是对最强者做出的懦弱奉承。因为未来总是强过现在。毕竟，将来审判我们的，正是未来。可是未来肯定毫无能力。[15]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味认为古人应以我们的价值观来写作，并且认定传统作品的价值在于“反传统”，那毋宁就是以强者的姿态，要传统作家采取“与未来调情”的书写态度，使之沦为因循随俗、懦弱奉承的低劣者。而当我们把现代价值观视为唯一的绝对真理时，一方面是坐井观天的贡高我慢，另一方面不也和把传统价值观视为真理的古人一样？我们对现代价值的自信和坚持，与自信和坚持于传统价值的古人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对于几乎注定和我们不一样的未来而言，如果我们不认为应该迎合未来世界的价值观而改变自己的信念，也不同意为此而遭受后代批评是合理的，那么，何以我们总是要戴着一副现代的单色眼镜，在传统作品中创造出不存在的“反传统”，并且将古人不符合我们现代价值观的思想感受判定为“保守落后的糟粕”呢？

于是，昆德拉进一步说：“如果未来在我眼里不具任何价值，那么我依恋的是谁：是上帝？是祖国？是人民？还是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依恋，除了塞万提斯被贬低的传承。”而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所传承的，就是“复杂的精神”：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16]换句话说，小说家作为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其创作的唯一任务就是告诉读者：他所看到的世界有多么复杂！而判断小说之优劣的唯一标准，也同样是其中的世界有多么复杂！如此一来，好好地在小说的世界里看出其中的丰富、深刻与奥妙，就是读者应该努力的唯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