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初见，顿生怀疑，以为是冒名顶替的骗子，想唾想骂想扭了胳膊交送到公安机关去。当经介绍，当然他是尴尬，我更拘束，扯谈起来，仍然是因我面红耳赤，口舌木讷，他又将对我的敬意收回去了。我原本是不应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的。

娘生我的时候，上边是有一个哥哥，但出生不久就死了。阴阳先生说，我家那面土炕是不宜孩子成活的，生十个八个也会要死的，娘便怀了我在第十月的日子，借居到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人家生的。于是我生下来，就“男占女位” ，穿花衣服，留黄辫撮，如一根三月的蒜苗。家乡的风俗，孩子难保，要认一个干爹，第二天一早，家人抱着出门，遇张三便张三，遇李四就李四，遇鸡遇狗鸡狗也便算作干亲。没想我的干爸竟是一位旧时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知道之乎者也，能写铭旌。

我父辈为四，我们有十，再加七个姐妹，乱哄哄在一个补了七个铜钉的大环锅里搅勺把，一九六〇年分家时，人口是二十二个。在那么个贫困年代，大家庭里，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又都为吃。贾母享有无上权力，四个婶娘( 包括我娘) 形成四个母系，大凡好吃好喝的，各自霸占，抢勺夺铲，吃在碗里盯着锅里，添两桶水熬成的稀饭里煮一碗黄豆，那黄豆在第一遍盛饭中就被捞得一颗不剩。这是和当时公社一样多弊病多穷困的家庭，维持这样的家庭，只能使人变作是狗，是狼，它的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父亲是一个教师，由小学到高中，他的一生是在由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的来回变动中度过的。世事洞明，多少有些迂，对自己、对孩子极其刻苦，对来客却倾囊招待，家里的好吃好喝几乎全让外人享用了，以致在我后来做了作家，每每作品的目录刊登于报纸上，或某某次赴京召开某某会议，他的周围人就向他道贺，讨要请客，他必是少则一斤糖一条烟，大到摆一场酒席。家乡的酒风极盛，一次酒席可喝到十几斤几十斤水酒，结果笑骂哭闹，颠三倒四，将三个五个醉得撂倒，方说出一句话来：今日是喝够了！

这种逢年过节人皆撂倒的酒风，我是自小就反恶的。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石阶上，看着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蜒无声地站在荷叶上。我对这美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喜欢它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用手把它捏住了，那蓝翅就一阵打闪，可怜地挣扎。我立即就放了它，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