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秉性在我上学以后，愈是严重，我的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老师和家长却一直担心我的“生活不活跃” 。我很瘦，有一个稀饭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细细的脖子似乎老承负不起那颗大脑袋，我读书中的“小萝卜头” ，老觉得那是我自己。后来，我爱上出走，背了背篓去山里打柴、割草，为猪采糠，每一个陌生的山岔使我害怕又使我极大满足。商州的山岔一处是一处新境，丰富和美丽令我无法形容，如果突然之间在崖壁上生出一朵山花，鲜艳夺目，我就坐下来久久看个不够。偶尔空谷里走过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甚至还小的女孩儿，那眼睛十分生亮，我总感觉那周身有一圈光晕，轻轻地在心里叫人家是“姐姐”！盼望她能来拉我的手，抚我的头发，然后长长久久地在这里住下去；这天夜里，十有八九我又会在梦里遇见她的。

当我读完小学，告别了那墙壁上端画满许多山水、神鬼、人物的古庙教室。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后，便又开始了更孤独更困顿更枯燥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一下课就拿着比脑袋还大的瓷碗去排队打饭。这期间，祖母和外祖母已经去世，没有人再偏护我的过错和死拗，村里又死去了许多极熟识的人，班里的干部子弟且皆高傲，在衣着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体之类的事情上，用一种鄙夷的目光视我。农家的孩子愿意和我同行，但爬高上低魔王一样疯狂使我反感，且他们因我孱弱，打篮球从不给我传球，拔河从不让我入伙，而冬天的课间休息在阳光斜照的墙根下“摇铃”取暖，我是每一次少不了被做“铃胡儿”的噩运。那时候，操场的一角呆坐着一个羞怯怯的见人走来又慌乱瞧一窝蚂蚁运行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喜欢在河堤堰上抓一堆沙窝里的落叶燃起篝火，那烟丝丝缕缕升起来可爱，那火活活腾腾腾起来可爱。

不久，“文革”就开始，“文革”开始的同时，也便结束了我的文化学习。但也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走出了秦岭，挤在一辆篷布严实的黑暗的大卡车到了西安“串联”。那是冬日，我们插楔似的塞在车厢，周身麻木不知感觉，当我在黑龙口停车小解时，用手狠狠地拔出自己的脚来，脚却很小了，还穿着一只花鞋，使我大惑不解，蓦地才明白拔出的不是我的脚，忙给旁边那一位长得极俏的女孩儿笑笑，她竟莫名其妙，她也是不知道她的脚曾被我拨动过。西安的城市好大，我惊得却不知怎么走，同伴三人，一个牵一人衣襟，脑袋就四方扭转。最叫我兴奋的是城里人在下雨天撑有那么多伞，全不是竹制的，油布的。一把细细的铁棍，帆布有各种颜色。我多么希望自己有那么一把伞，曾痴痴地看着一个女子撑着伞从面前过去，目送人家消失，而险些被一辆疾驰的自行车撞倒。在马路口的人行道上，一个姑娘一直在看我，我觉得挺奇怪，回看她时，她目光并没有避，还在定定看我。冬天的太阳照着她，她漂亮极了，耳朵下的那块嫩白白的地方，茸茸可爱的鬓发中有一颗淡墨的痣，正如一只小青蛙遇到了一条蟒蛇，蛇的眼睛可怕，但却一直看着蛇眼走近它。我站在了姑娘的面前。“你从哪里来？”她问。“山里。”“山里和城里哪儿不一样？”她又问。“城里月亮大，山里星星多。”我如实说了，还补充一句，“城里茅坑少。”她嘎嘎笑了一阵就起身跑了。我看见她在不远的地方给她的朋友们讲述我的笑话，但我心里极度高兴，这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城里人，至今我还记得起她漂亮的笑容。串联归来，武斗就开始了。我又拎起那只特大的每星期盛满一次酸菜供我就饭的瓷罐回到村子里。应该说，从此我是一个小劳力，一名公社的社员。离开了枯燥的课堂，没有了神圣可畏的老师，但没有书读却使我大受痛苦。我不停地在邻村往日同学的家里寻借那些没头没尾的古书来读，读完了又以此去与别的人的书交换。书尽闲书，读起来比课本更多滋味，那些天上地下的，狼虫虎豹的，神鬼人物的，一到晚上就全活在脑子里，一闭眼它就全来。这种看时发呆看后更发呆的情况，常要荒辍我的农业，老农们全不喜爱我做他们帮手，大声叱骂，作践。队长分配我到妇女组里去做活，让那些三十五岁以上的所有人世的妒忌，气量小，说是非，庸俗不堪，诸多缺点集于一身的婆娘们来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我很伤心，默默地干所分配的活，将心与身子皆弄得疲累不堪，一进门就倒柴捆似的倒在炕上，睡得如死了一样沉。阴雨的秋天，天看不透，墙头，院庭，瓦槽，鸡棚的木梁上，金铜一样生绿，我趴在窗台上，读鲁迅的书：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