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 ries)的《古代的儿童和家庭生活》(1963)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儿童研究”，也开启了一种别类历史研究。历史一般的研究对象是国王、贵族、战争、帝国和政府的兴衰存亡，在这种历史中，普通人是缺席的。这倒并不一定是因为历史学家存心要把历史描绘成“帝王将相”史，而是他们很难找到，或者根本就缺乏普通人的研究材料。历史上的普通人绝大部分与文字无缘，他们因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而成为沉默和缺席的人群。阿里耶斯的历史是关于沉默者中的那些最沉默的，也就是儿童。给沉默的儿童以某种声音，成为历史学的一次革命。阿里耶斯所提供的，是一种在当事人(儿童)自述记录不存在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推理”来构建的历史。无论是构建的方法还是内容，都引起了其他历史学家对儿童持久不衰的兴趣。

　　阿里耶斯认为，从历史来说，儿童是一个相对的新概念。在中世纪的时候，儿童是不存在的，从16世纪(文艺复兴)和17世纪(新古典时期)开始，儿童逐渐形成，于18世纪在上层阶级中被充分接受，然后又在20世纪被社会各个阶级所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下层和中下层认可儿童最迟，那只不过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事情。

　　阿里耶斯说的不是年纪小的孩子在中世纪不存在，而是，从7岁到15岁的孩子当然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被视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儿童”。按照罗马天主教神学，7岁已经是懂道理的年龄，7岁的人已经可能犯下严重的罪了。阿里耶斯考虑的不是像这样的神学理解，而是孩子的实际生存环境。大多数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手艺(当学徒)，在田里帮着干活，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则到工厂做工，因此很早就进入了成人世界。

　　阿里耶斯用艺术为例指出，以前的画作中有婴儿，但无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儿童。无论是肌肉构造、表情、神态，还是衣着，孩子都是小大人。艺术史家们也许会说，那是因为画家们缺乏绘画孩子的技艺。可是，充分掌握画大人技巧的画家怎么就完全不具有画儿童的技巧呢？阿里耶斯认为，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画家画不出来儿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儿童，在那些画家的文化世界里，只有微型的成人，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微型成人，笔下画出来的也必然是微型成人。波兹曼在《消逝的童年》中对此解释道：“为何绘画作品一概把儿童画成微型的成人，因为只要儿童一旦脱离尿布，他们马上就穿得像成人一样。”

　　在阿里耶斯之后几十年的儿童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像阿里耶斯那样强调几乎是突然的“变化”；而另一种则是强调不断的“延续”。历史学家们的分歧主要是由于第一手材料的匮乏所造成，很少有家长留下养育孩子的详细文字材料，而留下自己教育记录的孩子则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是那些留下的材料也都可以作不同的解释。

　　主张“延续”论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以阿里耶斯为代表的“变化”说论据不足，因为仅凭“推理”很难重构古代儿童的生活，更难得知孩子究竟是如何感知“当儿童”的经验。1983年，波洛克(Linda Pollock)出版了《忘却了的童年：1500-1900年的亲子关系》，批评阿里耶斯所说的“古代无儿童”，认为这其实是忘记了“古代其实是有儿童的”。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成为儿童研究中的“延续观”的代表作。波洛克研究了400多种日记和其他材料，提出，古代儿童的生活并不像“变化论”史学家所说的那么可怕，“这些文本材料显示，在1500至1900年间，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就性质和程度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奥黛(R osem aryO’day)在《家庭和家庭关系1500-1900》(1994)中，支持波洛克的看法。

　　从延续论的角度，可以认为，童年本身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儿童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结构，换句话说，社会的结构变化是决定“童年”内容的重要力量。例如，在1500年至1700年的前工业化英国，200年间“童年”并没有发生实际变化，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贫困家庭的孩子很小便成为农活的帮手，做的是体力强度不大的事，如撒种、赶马(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中放牛的王冕)，如果不是给自家干活，就到别家帮工。那些不用早早干活的孩子比较有机会上学，接受初等的读写和算术教育。大多数孩子上学的时间很短(尤其是女孩)。有的孩子不上学，在家由母亲教育(这也会令人想起王冕的故事)。有钱人家的孩子则从六七岁开始接受比较严格的教育，有聘用私人教师的，有进私家学堂的，也有到别人家去接受教育的。这种情况与农耕的传统中国社会相当类似。

　　社会结构变化，包括政治影响、社会价值、生活状态，起到了建构不同“儿童”和“童年”的作用，它影响到家长、教师或其他人员对儿童实际进行的“社会化”的教育。这些因素意义把儿童构建成“童工”、“童妓”、“孩子兵”或者“红小兵”、“学童”、“小公民”。对这些不同的“儿童”来说，什么是“童年”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