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周年纪念日，把此文放在我的博客，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也算是我对在天国的滕君表达纪念吧。

纪念滕定明君

一

公元2008年9月30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纪念日前一天的日子，我独自在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梁君走进办公室，前来问我道，“老马可知道滕定明先生去世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滕先生于几天前在师大去世了。”我茫然了半天。

凡我在大学上课的老师，大概是因为我往往逃课之故罢，现在能记起名字的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大学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就是他。整个十一假期，我也早觉得为他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滕先生已毫不相干，但对于作为他的千千万万个学生中最为渺小的一个来说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老天有眼”，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大学之后的生活并非人间。教书、争成绩、评职称、抢先进，各种争名夺利的风气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时间回味先生的教诲？时间匆匆，逝者如斯。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看到网上几个所谓滕先生的学生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师生关系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先生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先生的灵前。

二
 
    真的学生，敢于直面老师的离去，敢于正视人间的流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淡的音容笑貌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淡的音容笑貌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
    我们还在这样的生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九月三十日也已有一个多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他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知，是在我刚刚进入大学，还没有能听他的课的时候。所有师兄们传说中的怪异老师中，其中的一个就是他；但是我不了解。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大一下半期，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才有人指着手里拿着三个豆沙包和一瓶宝马矿泉水孤独走在校园足球场边的小道一个身穿湛蓝色衬衫的中年男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滕定明。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学生所屈，领导所辱，坚持每节课必须用完全统计法点名的老师，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他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大三，上逻辑学之后，我才始与他接触，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为了声誉，禁止让大面积的学生补考时，我才见他虑及自己前途，黯然至于叹息。此后似乎就较少有一班超过一半的学生补考了。总之，在我的记忆上，九六届的那一次逻辑学学生补考的人数之多成了绝唱。

四
 
    我在三十日早晨，才知道滕先生去世的事；下午我夫人便对我说要写一些东西来纪念我们共同的老师吧，回忆起滕先生的轶事，说滕老师很严厉，据说上课是拿着跑码表站在教室门口记录学生迟到的时间。说因为下午第一节有他的课，有学生午睡中惊醒，拍床大呼，“要迟到了，快起床！”大学里还那么严厉要求学生的老师只怕是全国都不多了。说滕先生房间只有一床一椅，即使领导来也只能站着和他说话。说每学期考试结束，把补考的学生名单不是贴在教学楼的公布栏，而是贴在他房间门口。说年年以他都以身试考，每年都高分通过出国留学者梦寐以求的“托福”考试，但每次也只是考试而已。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居心叵测的人的，然而慢慢的我也习惯于这种传说。    

和他接触一年多证明的事实是，一年四季永远穿着一件湛蓝的衬衫，黑色西裤，一双黑色布鞋。早餐永远是三个豆沙包加一瓶宝马矿泉水，作业永远是课内完成，对学生永远是保持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