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5. 一道试题      

    如果把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的表述应用于谢韬所说的“暴力社会主义”，就提出了如下问题：怎样从‘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出发来说明它的整个历史进程，特别是，说明这一期间所发生的那些令人谈虎色变的历史事件？这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给马克思的学生们出的一道试题，下面是我的答卷。 ( http://www.tecn.cn )

    大家知道，西方是世界的城市而东方则是世界的乡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城市的阶级”，而农民则是“乡村的阶级”。在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展，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东进，从世界的城市扩展到世界的乡村，这就改变了运动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那么农民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不幸的是，这一浅显的道理一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以致“社会主义运动东进”这一事实虽然无人不晓，而其必然的后果却似乎至今没有人想到。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 http://www.tecn.cn )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属于同一类型，但两者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却无法比拟。19世纪中叶法国出现第二帝国，只是乡村的社会关系在欧洲的一次暂短的、局部的回潮，而20世纪出现“暴力社会主义”，则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一次持久而又全面的复辟。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这样描写当年法国的“国家的性质”的演进：

    “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 ( http://www.tecn.cn )

    在这里，“官僚达到个人专制”和“国家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是指同一种政治现象，伴随着当年法国的如下历史转折：现代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被古老的“农民与皇帝”的两极对立所压倒；“代议制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被“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所取代。但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城市的社会关系毕竟还占有优势，第二个波拿巴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才暂时地建立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第二帝国。而作为世界的乡村的东方诸国却与此不同。例如，俄国从来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至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更是自古以来就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端形式。当社会主义运动东进时，这种“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就通过各种渠道逐步渗入社会主义运动，当它与东方的中世纪的社会基础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再披上一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外衣时，就形成“暴力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 ( http://www.tecn.cn )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让“皇权专制主义”完全复辟。因为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只不过出现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第二国际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固然是因为有“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这样的革命策略上的分歧，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恩格斯去世后，由于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东进，使得这一发源于西方的运动逐步形成了东方战线与西方战线并驾齐驱的局面。东方的革命者在带来激昂的革命精神的同时，也把专制主义和农民意识之带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这种专制主义和农民意识从此还伴随着相应的现实利益，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乃是东方与西方两支队伍之间的理念与利益相互对抗的必然结果。 ( http://www.tecn.cn )

    当法国无产阶级刚刚走上历史舞台时，法国人，例如诗人拉马丁，还是用“推翻暴君”之类的口号来鼓动群众，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进程茫然不解。今天，似乎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 http://www.tecn.cn )

    例如，人们总是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方式与策略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分裂，这就难免像当年的拉马丁那样不得要领。对于为什么会出现“暴力社会主义”的问题，情况也同样糟糕。 ( http://www.tecn.cn )

    不言而喻，对于十月革命，革命的方式，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将会对革命胜利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决不会比革命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产生的影响更深远。既然无论十月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俄国都会建立“拿破仑主义”的制度，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使十月革命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俄国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也只能大同小异。因此，“暴力社会主义”的出现不能归因于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过渡这一“初始条件”。 ( http://www.tecn.cn )

    除了这一“初始条件”以外，理论家们还用“人们的思想状况”来说明“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例如，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来说明斯大林的“晚年错误”，或者用“毛泽东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来说明中国走上“暴力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这种说明令人联想起老黑格尔关于巨大的花朵接在细小的花茎上的比喻）。在这里，人们不是“从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这一基础出发”来说明“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而是诉诸18世纪的历史观：“伟大人物的思想决定历史的进程。”作为马克思的学生，他们对本节的试题交了白卷。     

    6. 结束语      

    现在我们回到谢韬的新观点。上面我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原因，关键并不在“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的问题。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我们似乎不要忘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诚然，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已经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但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采取如此这般的“政治制度”，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状况”，而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只有弄清楚这种物质条件与相应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联，才能掌握其来龙去脉。例如，只有弄清楚俄国的物质条件与“暴力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认识苏联与东欧为什么会“和平演变”；也只有弄清楚当前中国的“物质条件”的方方面面，才能找到“救中国”的出路。 ( http://www.tecn.cn )

    当前“极左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号召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求倒退到毛泽东时代，这种思潮确实应该反对，应该批判。但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批判他们，似乎就得要求自己更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便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他们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 ( http://www.tecn.cn )

    -------------------------------------------------

    作者简历：

    谭天荣，教授，1935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市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因此“劳动”了22年。1979起在湘潭师院任教，主讲统计物理学；1986年调到青岛大学任教，主讲数学物理方法，1995年退休。从学生时期开始研究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著有《哥本哈根迷误》、《解开EPR关联之谜》等书。也曾涉猎信号分析、数理逻辑、非标准分析以及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并写过一些有关的论文，如《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脑力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 http://www.tecn.cn ) 

文章来源：天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e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