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谭天荣

    3. 马克思论“革命的遗嘱”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到意大利和德国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时写道：“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 http://www.tecn.cn )

    1848年的革命的中心是法国。我们知道，像当时欧洲的其它国家的一样，1848年的法国的二月革命也失败了，革命的起点是以工人为首的巴黎民众通过“筑垒的巷战”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经过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最终的结局是1851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如果把马克思的上面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应用在这里，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这次政变的主人翁路易·波拿巴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我们怎么理解这一结论呢？

    从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到1851年帝制复辟，诚然是历史的大倒退，法国从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倒退到一个古代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帝国。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的帝国并不完全是一个古代帝国，它还有许多现代化的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历史学家称为“拿破仑主义”。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已经指出：路易·波拿巴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其结果却使得法国的工业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前路易-菲利普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有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任务乃是把当时法国的生产力从路易-菲利普政权死乞白赖要保持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下，它执行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 ( http://www.tecn.cn )

    这样，我们就为马克思关于“遗嘱”的命题提供了一个实例。然而，马克思的这一命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写道：对立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机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着。在这个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就走到了他们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帝制复辟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 http://www.tecn.cn )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意味深长，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给人带来安慰或伤感。但这一命题似乎不能理解为“历史学不允许假设”。因为如果禁止假设，历史学就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从而变得不能思考了。既然恩格斯已经指出在1851年，法国革命面临“帝制复辟”和“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岔路口，我们不妨提问：如果当年的法国人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他们能否突破国际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一环，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呢？ ( http://www.tecn.cn )

    对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曾经给以明确的回答，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写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还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说，当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时，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就不可能在一次“简单的突袭”中夺取政权。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提问：如果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结局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将会怎么样？

    为了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就得镇压反革命党人，首当其冲的是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要求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 ( http://www.tecn.cn )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已经指出：

    “（法兰西第二帝国）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 http://www.tecn.cn )

    细心领悟马克思的这一段话的精神，我们将得出结论：如果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结果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那么，建国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农的代表，从而成了法国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换句话说，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群众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众上面的权威”。这样，“社会民主共和国”将和第二帝国一样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异化”为一种帝制。在这种意义下，工人领袖镇压了帝制派的反革命以后，就执行了它的遗嘱——复辟帝制。诚然，这是一种变形了的帝制，一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 ( http://www.tecn.cn )

    综上所述，从大尺度的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复辟帝制”还是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法国的工业都会大大发展起来，但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法国接受一个“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从此进入拿破仑主义的历史时期。

    于是我们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得出的一个推论：

    “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 http://www.tecn.cn )

    这个推论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当然还取决于马克思的这一命题本身是否正确，追根溯源，还取决于《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是否正确。 ( http://www.tecn.cn )

    现在可以肯定只有一点：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则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就是错误的。 ( http://www.tecn.cn )

    4.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

    我们知道：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巴黎工人遭到镇压，而 1917年俄国革命的结局则是布尔什维克胜利地夺取了政权。既然我们允许自己设想：如果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巴黎工人夺取了政权，法国的历史进程将会如此这般。我们自然也会允许自己提问：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布尔什维克遭到镇压，俄国将会怎样发展？

    如果十月革命的结局是沙皇制度复辟，或者某一共和主义的独裁者篡夺了胜利果实，则俄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将是：第一，农村的社会关系在全国占优势；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这正是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时的法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按照马克思的命题A，当时的俄国必然会出现类似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的国家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直接借助于军队和机关统治社会，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拿破仑主义”。

    不幸的是，20世纪的历史事实却表明：尽管十月革命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她代表无产阶级当了国家的主人，从而当时的俄国社会似乎大异于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时的法国社会，新政权却还是“异化为”俄国历史上最最专制的国家，“异化为”一个直接用军队和机关统治社会的国家，“异化为”像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的“拿破仑主义”国家。 ( http://www.tecn.cn )

    诚然，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拿破仑主义”制度是极为独特的。尽管这种制度与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大相径庭，但十月革命的传统还是在这一制度上刻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标志和痕迹。赫鲁晓夫所说的“个人崇拜”，就是有这种特色的“红色拿破仑主义”制度。 ( http://www.tecn.cn )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那么，镇压这次革命的人就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他们建立的制度将会有另一种标志、另一种痕迹，但它和前苏联的“个人崇拜”一样，也只能是一种“拿破仑主义”制度。 ( http://www.tecn.cn )

    有人对十月革命的这种结局万分困惑：路易·波拿巴的党羽是组成十二月十日会的一群流氓，靠这些“人渣”建立的第二帝国自然只能是专制的；如果十月革命失败，镇压这次革命的刽子手们也只能是一群听命于某一专制魔王的匪帮，靠他们建立的政权更不可能有任何民主；而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群体，由一批负有“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理想并且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战士组成，这样的党怎么可能会在俄国建立一个历史上最最专制的国家呢？ ( http://www.tecn.cn )

    还有人则提出相反的意见：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不乏奸险狡诈之徒，就像《士敏土》中的巴丁，这样的党蜕化变质也不是难以理解的。 ( http://www.tecn.cn )

    如果我们的思路停留在这样的争论上，对这一段历史只能一无所知，争论双方的论据都源于同一种错误的历史观。 ( http://www.tecn.cn )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对于人类历史，我们应当注意的，“不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历史变迁的行动。” ( http://www.tecn.cn )

    法国历史学家莫诺也说：

    “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加以精确分析的。” ( http://www.tecn.cn )

    按照恩格斯和莫诺的上述观点，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毕竟只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大尺度的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却决定于俄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 ( http://www.tecn.cn )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按照马克思的命题B，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俄国迎来新的生产关系。当时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乡村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中世纪的社会基础使得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夺取政权以后，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了的反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以“拿破仑主义”的新形式在俄国复辟“皇权专制主义”。 ( http://www.tecn.cn )

    上一节，我们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出发，经过颇为复杂的分析与综合，得出了如下推论：

    “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 http://www.tecn.cn )

    现在，这一命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经验事实、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了。这个代价极为昂贵的历史教训已经确切地证明：列宁主义的出发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错误的。 ( http://www.tec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