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身边一位老教师的文章，读后感慨万分，既感到家庭教育的重要，又感到童年的故事对一个人的一生，将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啊。一个教师，应该为学生留下怎样的童年故事，这是我们不能不深思谨慎的事啊。

生 日 感 怀

              ——纪念父亲母亲

今天是我的56岁生日，这意味着我的人生已走过56个年头，再过4年，我将跨入老年行列，光荣退休，安度晚年了。

现在，一般人过生日，总要庆祝一番，尤其是小孩过生日，更是如此，但我却从未庆祝过自己的生日。原因是：小时候，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但除传统节日外，其他的我家都不看重，尤其是当教师的父亲，思想比较解放，一点都不相信迷信，也不太喜欢热闹，这也就形成了习惯。后来妈妈对我说，在医药不发达的解放前和解放初，且不说“十月怀胎”的艰辛，“一朝分娩”对众多产妇更是命悬一线。生小孩这天也是妈妈的受难日，危险性极大，生养时送命的比例不小。因此，凡是有孝心的子女，都不铺张过生日，甚至还要吃斋来纪念。母亲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不为自己庆祝生日也成了我固守的准则。

母亲一身勤劳、聪慧，责任感强，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深受我的尊敬和爱戴。她出生在农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家里有几十亩田，外公还教私塾，后来在镇上的“蛋行”里帮人家管事，且毛笔字写得又快又好，曾经一个小时写了18封信（商业用函，母亲说到此事的神情好佩服、好自豪）。但由于外婆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只给两个舅舅上学（大舅在上世纪30年代末大学毕业），两个女儿却一点没有读书的份，当年幼小的母亲常站在书塾外听课，后来还自己割草卖钱攒足了学费，想去读书，仍然没有得到外婆的同意，而成为家里种田的主要劳动力。至于家里每天的晚饭，更是层次分明，同样是油炒饭，大舅的碗底有两个煎鸡蛋，外公有一个，小舅则没有，外婆和女儿们当然只能喝粥、吃咸菜了，一年365天，过了年初一，天天如此。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仍毫不气馁，把农活干得井井有条，博得人人夸赞。到母亲出嫁时，外公外婆很不过意，陪了当时最好的全套（柏木）嫁妆。

婚后，母亲开始生的两个男孩都夭折了，后来才有了我姐，再后来有了我，此时，母亲已经34岁，所以格外宝贝，几乎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当时，父亲还在农村小学教书，母亲开始学习缝纫机，尽管家务事很多，但照顾我却无微不至，为怕我哭，哪怕烧火做饭都抱着我，由于夏天暑气，乃至我身上长了好多疖子，到现在眉毛处还留有这“爱”的痕迹。

4岁时，我家就住在大营小学（当时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隔壁，看着每天那么多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我也要，爸妈认为我太小，当然不同意。连续多天被我纠缠不过，父亲用毛笔写了些字块给我认，居然很快认上了100多个。第二年，终于让我上小学了（当时农村乡镇根本没有幼儿园的概念）。

1958年，我6岁时，全家搬回城里祖屋，我也开始读二年级了，记得到四年级时，我才够年龄加入少先队。在东营小学读书的五年中，老师都很关爱我，在我年幼的心灵里留下许多难忘、美好的回忆（石老师给我买过包场电影票，张老师离开学校时和我们几个学生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许老师晚上陪我准备文娱节目“数来宝”……），他（她）们也一直成为我日后从事教育工作30年学习的榜样。对中小学读书期间所有关心、帮助我的德高望重的师长，我一直心存感激，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我的尊敬和爱戴。

1961年秋的一天，平常都吃的青菜饭换成了茼蒿饭，所以分量比较少，吃完感觉没有饱，已满9岁、且读五年级的我竟然不知害羞躺到地上打滚，并且还在哭喊“我没有吃饱”。在物质匮乏、普遍饥饿的年代，母亲见状，一点都没有责怪我，反而心疼地好言把我哄起，还搀我上街花5分钱买了几个栗子，直到我蹦蹦跳跳地去上学。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时，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就连母亲，也时常在忍饥挨饿啊！她以母爱、以宽容，可我……，我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仍令我后悔、惭愧啊！

此事没过几天，星期日的下午，爸爸要我到粮店去买油，按惯例，每次都是买2两（因当时城镇户口每月计划供应每人食油1两，我家4人共4两，我家为便于控制，每月总是分两次购买），买好回家，老实忠厚的父亲一看，竟是满满一瓶，应该是一斤，立即叫我到粮店退给人家，当我满头大汗地跑到粮店说明来意，售货员叔叔激动得连声道谢，因为在当时，夫妻、父子为吃饭多少而打架、吵闹的很普遍，因缺油水、营养不良而得“青紫病”的人很多，一斤油是多么宝贵啊！给多了竟然去退，在那饥馑的年代，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俗话说：“衣食足，知荣辱”），这事让我对父亲的人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当晚，我委屈地告诉妈妈白天发生的事，表示多跑了冤枉路时，本来和颜悦色的妈妈严肃起来，认真地说：孩子，你爸做得对。你父亲虽然生病需要营养，但不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能要。做人做事，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讲人格，这是万万不可违背的原则啊！

从小学五年级起，父母亲要求我每天写一页毛笔字，无论寒暑，从不间断。父亲买了许多笔墨、白纸，裁好装订，再在下面放上打好的影格，写字时要求姿势端正，身板、毛笔都要笔直，有时父亲还会悄悄地站到我身后，趁我不注意时，来拔我的毛笔，检验我的握力，直到拔不动才满意。练字过程中，我总感到比学画画的进步缓慢得多，也枯燥得多。有时还会有反复和退步，有时写得手腕发酸发软，真想放弃。但看到临摹的柳体“万古皇英曲”和“星录小楷”是那样的俊逸潇洒，对美的向往、追求使我坚持了三年多，在书法技艺和人格塑造、修身养性方面都让我受益匪浅。

1963年5月底，我即将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考试——小学升初中考试。记得填志愿时，父亲只给我报了省中一个志愿（其他几个报省中志愿的同学，都在后面又填了一个县中志愿），后来班主任为保险起见，要我把志愿表带回家，再增加一个县中志愿，不知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为了考验我，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填一个志愿够了！6月底，在省中考场第一场语文考试时，我像平时一样又提前交卷了，当我笑眯眯地跑向送考的班主任陈老师（教语文）时，从来对我总是和颜悦色的他，竟然很生气地问，“今天你怎么还提前交卷”?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什么也没说，只好红着脸讪讪地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刚11岁，什么都不懂，陈老师是为我好，为我着急担心，怕我匆匆交卷，由于粗心而出现错误，因为由于父亲的坚持，全校就是我一个人只报了省中一个志愿，万一失误，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当时，诺大的省中考场课室外，确实看不到第二个考生。所幸的是，老师担心的这种悲剧并没有发生，说明父亲对儿子的实力还是很清楚的。

1963年夏，考取江苏省兴化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后，父亲亲自到新华书店，帮我选购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小丛书，让我开始认识了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陆游、辛弃疾等文人名士，渐渐了解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贡献和地位，这套书一直伴随着我，给我以文学滋润和榜样的力量，直到调入中大附中后，才因路途遥远而忍痛割爱。

1964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父亲照例一起去浴室洗澡。路上，父亲突然问我：“长大以后，你会不会吸烟喝酒呢？”对于12岁的我来说，从没有考虑过吸烟喝酒。但我知道：过去，父亲是既吸烟、又喝酒的，患心脏病以后，身体不允许他吸烟喝酒，所以只好戒了。但逢年过节，因为每户都有“大前门”香烟和“洋河大曲”的计划供应，经不起这些名烟好酒的诱惑，父亲往往会开斋，但最终总以咳嗽不止而忍痛割爱。此时，父亲因咳嗽而痛苦不堪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果断地说：爸，请您放心，我长大以后，既不会吸烟，也不会喝酒的。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欣慰地笑了。长大后，虽然我在服装厂门市部工作时，经常有顾客敬烟，在学校工作时，更有学校、同事、老同学间的聚会，尤其是婚宴上的喜烟喜酒，稍不克制，吸烟喝酒是很平常的事，正是由于我始终牢记当年对父亲的承诺，所以至今仍保持不吸烟喝酒的好习惯。也使我懂得：承诺、诚信、毅力都是一份责任，无论对成人、对孩子都是这样，我们优良意志品质的磨砺和形成，往往就是在兑现自己承诺的过程中实现的。感谢父亲当年潜移默化的谆谆教诲，才使我受益终身啊！

进入中学后，父母对我的学习给予更多的关注。无论是从新华书店购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代数课外习题集》，还是外借的许莼舫先生所著《平面几何习题集》，都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每当我拿着“三好学生”的奖状回家时，母亲的笑容更加灿烂，一碗馄饨在当时应该是很高级别的奖赏。母亲平时常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待人要真诚，更要自强自立。还常跟我说：等到你姐考取师范学校、你考取大学，我就把缝纫机扔到河里去。这些不经意的谈话，对我触动极大。确实，母亲太辛劳了，在每人每年只有1尺6寸布票的日子里，为了多挣钱，在忙碌的冬夜，给人家做衣服，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十一、二点，除夕也要做到晚上七、八点钟，直到送走最后一位顾客，然后才和父亲一起做年夜饭。吃完年夜饭，母亲还要洗衣服，并为我们姐弟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过年，等到纽扣钉好，天快亮了才能入睡。为了子女健康地成长，母亲真是鞠躬尽瘁啊！

除读初一时，我还有些贪玩外，初二以后的我就已经很自觉、自律了，因为母亲那“上等人，自成人；中等人，教成人；下等人，教死难成人”的教诲常在我耳边回响，做上等人成了鞭策我不断前进的无形动力。良好的学习习惯、优异的学习成绩也成了母亲和同事闲聊时骄傲的资本，而表哥于1965年考取清华大学的喜讯也使我的人生目标渐渐清晰起来。不过，当时幼稚单纯的我，因为喜欢看体育比赛，最想考的竟然是北京体育学院新闻专业，立志当一名优秀的体育记者，以便既能亲临现场观看高级别的体育比赛，一饱眼福；又能写出让观众喜爱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愉悦他人；做到工作、兴趣两不误。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学业不得不中断，看着美好希望一天天落空，母亲非常焦虑。因父亲于三年自然灾害早期的1960年即染上风湿性心脏病，一直在家病休，工资收入减少了很多，开支又增大了不少。1967年，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母亲先后患上了高血压和肝炎。现在，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妈妈也塌了，经常服用苦涩的中药，因为肝炎需要补养休息，而高血压对饮食又有不少禁忌，经济条件越来越差，治病和营养都受到限制。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我才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年龄人那样下乡插队，并于1970年顶替进入服装厂工作，而与风湿性心脏病顽强搏斗了10年、在故乡创造了一个生存奇迹的父亲，则在秋天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自从我上班后，母亲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父亲故去后，由于姐姐长期在农村任小学老师，我和母亲更是相依为命。1975年9月，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扬州师范学院读书，虽与理想相距甚远，但在当时，已算幸运。姐姐也已从农村学校调到城里小学工作，为此，母亲十分欣慰。不幸的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江苏，全省一片惶恐，其时，我正在扬州师院值班，姐姐到广州空军医院待产，母亲一人在家，既为我姐担心，又因地震害怕，心理压力极大，致使病情反复。其后，母亲身体状况日趋下降，至1978年5月1日，脑动脉硬化，失去知觉，当我接到电话赶回家，看到神智模糊的母亲，我悲痛万分，赶快送母亲住院治疗。当听到程医生“最多还能活两三年，搞不好只能活几天”的预言时，我几乎崩溃瘫痪了。难道我可亲可敬的妈妈就这么苦命，不能等我大学毕业后，好好儿侍奉您，让您享几年清福吗？当年父亲最后病重住院时，由于我年少无知，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要是妈妈陪伴。为此，我总是感觉遗憾和愧疚，现在再不能让历史重演了。值得庆幸的是：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上帝，在医生精心治疗后，上苍终于留住了妈妈。虽然妈妈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连大小便都不太清楚，但我已经很知足了。一星期后，忍痛告别病情渐趋稳定的妈妈，我又匆忙赶回扬州，继续参加毕业实习。

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伊始，各单位均很重视人才，因此重点中学、师范学校需要大批优秀毕业生。本来物理系毕业分配方案是将我分配到扬州师范学校，这也曾经是母亲梦寐以求的。但现在，为了照顾妈妈，我顾不了其他，只能请求分配回故乡了，能与母亲相伴，尽人子孝道是我此时唯一的心愿。

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时，有老师评价我，认为我的优良素质很适宜当教师。虽然这话有几分对，但要当一名好教师，并非易事。在兴化鲁迅中学工作的最初几年，由于刚开始接触高中物理教学，要熟悉教材，要学习、掌握教学方法；要备课，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难，还要做大量的习题卡片。我白天到校上课，除请了一个小保姆帮助做饭，照顾母亲。晚上尽量陪母亲，夜里还要起来给母亲拉屎拉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苏的冬天，这个滋味可不好受，尤其是有时在马桶上坐了半个小时没动静，刚到床上躺下，就尿下来，必须换上全部干净的被褥和衣服，第二天又得赶早洗晒。因此，为稍微减轻负担，我们很早就用上了洗衣机。每年暑假，姐姐和外甥女要去广州部队探亲，母亲吃饭、洗澡等一切生活全部由我负责，我都受之若饴。当然，结婚以后，妻子自然成了我护理母亲的好帮手。为照顾母亲，我患上了痔疮并动了两次手术，睡眠也经常严重不足，但五年多来，再苦再累，我都无怨无悔。因为我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比较母亲给我的，母亲付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能为母亲做点什么，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最大幸福。

1984年1月9日夜1时20分，辛劳一生的母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为满足她土葬的心愿，我们抓紧给她准备了棺木。因为再过几个月，兴化市要全面实现火葬了。由于当时的公墓条件不好，我们把父母合墓安葬（父亲坚持要火化，曾背着母亲把为他准备的上好棺木卖掉）到郊区一位好友的责任田里。但由于农村方整化的需要，曾被迫两次迁葬，但环境都不够理想，为此我常自责。直至我来广州后，随着公墓的环境、条件逐步改善，于是，我们精心挑选了一个临水、朝南的理想墓室，让父母永久安息，衷心希望二老能和子孙后代一起享受改革开放的幸福生活。

我时常扪心自问：自己之所以能一贯地待人真诚，勤奋工作，虽历经文革，缺乏更为系统、完整的教育，留下许多遗憾和不足，尚能倾心于教育、教学研究，做到事业小有成就，成为众多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对社会和谐进步及可持续发展亦颇为关注，全部得益于父母的教诲和幼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得益于脚踏实地，用勤劳、汗水和智慧去追求实现自我人生目标。我永远感谢你们——我的父亲母亲。无论何时何地，儿子一定会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回报你们的养育之恩。

前段时间，我深受感动地读了乔都松写的《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与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两位伟人相比，我的父母真是太平凡、太普通了，但在我的心中，你们——我的父亲母亲，永远是平凡而优秀的。儿子认为：能让所有了解你、熟悉你的人觉得你可亲可敬，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真谛。爸爸妈妈，儿子会永远以你们为榜样，永远为有你们做自己的父母而骄傲，永远牢记你们的教诲，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殷切期望。

08-6-4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