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个多月前，也在这教师例会上，会议主持人热情介绍新加盟的教工，说到“爱国”同志的姓氏时，很自然地联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荧屏上那个把洋人大力士打得哇哇直叫的武功高手。我禁不住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子，从后排站起身来，对着全体教工绽放一脸谦虚的笑容。他就是“爱国”同志，据说，他写字的功夫了得，于是犹如当年在电视机前，对待那位一身好功夫的民族英雄一样，我给“爱国”同志送上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民族英雄的武功师傅的形象陪衬下，“爱国”同志不算魁梧却很肥硕的身躯，便给我留下一个不差的第一印象。

       真正与“爱国”同志近距离接触，那是八月中旬，我们一起带学生军训，同吃同住了几天。记得军训第一天晚上，训练基地的领导请我们到当地特色酒店吃饭。饭饱酒足之后，站在路边等车，我这个快言快语的人，趁着几分酒意，就主动地跟身边的“爱国”同志聊天。说到现实教育的造假，我不免有些愤然，可“爱国”同志却慢条斯理滴水不漏。一张“新闻联播”的嘴脸，倒把我这个半百岁的老家伙映衬成了一个很不成熟的“愤青”。一个比我小十多岁的学政治出身的教师，居然还如此高唱“核心价值”“主旋律”的德性；这令我惭愧与郁闷。

       不知是我与他的缘分，还是他想接近领导的动机，后来，他竟然来到原本只有我和书记两人共住的房间，结果三个男人“同居”一室了。军训休息时，躺在床上看电视，我们便天南地北地聊天。这时他似乎也随着书记回到了“民间”，跟我说起安徽大学“本科生是金子，硕士生是渣滓，博士生是垃圾”的怪事，见我一脸诧异，“爱国”同志便解释说：本科生厉害的就考出国去了；出不去的，就只有考研，硕士生再考出去；再出不去的，也只好继续考读博士了。如此看来，他对中国教育也有不少“腹诽”，而且价值取向也很“西方”。

       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他原本就是安徽某名牌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位德育主任，据“爱国”同志自己说，他还是中国书法学会的理事。照理，在体制内活得很滋润的“爱国”同志，犯不着像我一样要背叛“社会主义”，来广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农办教师”。不过这样的质疑，马上被我对他勇敢加盟民办教师的敬佩之情替代了；当时，我便相信，他也是一个愿意为真正的教育事业不惜自我牺牲的人。那天中午看奥运现场直播，刘翔退赛的情景，引发了大家不同的议论，“爱国”同志居然对我抨击国家主义对体育绑架的奇谈怪论给予默认，我甚至还自作多情地，以为他那近视眼镜后面投来的全是敬佩的目光。于是“爱国”同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便高大起来了。

       最后一次见到“爱国”同志，是在教学楼的楼道上；他弓着背，吃力地往上爬，我却轻松地走下坡路。因为喜欢胡思乱想，一旦入神，我竟会对来人视而不见，难免令人遭遇我目中无人的傲慢。可“爱国”同志却不以为然，即使我当时目中无他，而他嘴里却仍有一声亲切的问候，颇让我既感动又愧疚，忙不迭哦哦地应答，甚至有要上前与他握手的冲动。心想，附中能聘来如此有功夫，且又如此懂得尊重老同志的教师，足以显出我们学校的魅力。

        然而，“爱国”同志不辞而别了，这不但令校长愤懑，也确实令我意外。正如校长所言，“爱国”同志也太没有“爱心”了，怎么忍心让那么多无辜的孩子也跟着上当受骗呢？一个德育主任，把“爱”挂在嘴边，并把“爱”按在自己大名里，却原来仅仅是“爱”钱呀，我想：他脚踏两只船，体制外“爱”到了两个月的工资，还享受了教师节等福利；而那边体制内，估计有一张请假条，就照常可以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少“国家”给的工资是少了的，更何况无论怎么说“爱国”同志大小也是个领导呢。如此一想，也感到自己也上当受骗了，禁不住心里骂了一句：“爱国”，可恶！

      以“爱”命名，也算中国一大特色了，我周围不乏“爱国”、“爱民”、“爱生”的同志，一脸的忠诚，一嘴的热情，然而冷不防来个不辞而别釜底抽薪，却让你做了热锅上的蚂蚁，除了冲着他们的背影咆哮几声，你还能怎样？扬长而去的“爱国”同志即便听见了，可能也只会发出几声得意的冷笑。由此，对这类“爱国”同志，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个心眼，把他的那个“爱”字当作“害”来理解，也没有什么不可。这不，“爱国”同志不就是要回到“社会主义”的怀抱中去做“德育”工作，却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干着挖陷阱坑害学生的缺德之事么？

200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