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与犯规

李建辉

    那天，一个公开教学回来的教师抱怨：那里的学生素质太差，那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没有举手发言的；弄得课堂气氛有点沉闷。另一个同行的教师立刻表示同感说：是啊，有的学生明明知道，生怕答错，怎么也不肯说。听罢，我忍不住插话道：其实，教室本来就是学生犯错地方嘛，有什么好怕的？我话还没说完，一旁的教导主任就抢过话题说：就是嘛，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犯规。主任这话，颇可玩味。我想：高中学生上课发言不大胆，除了与他们自我意识日益觉醒怕犯错有关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教师在学生面前表现的“一贯正确”；而事实上，教室不只是学生犯错的地方，而且也是教师犯错的地方，只是我们教师往往为了维护“一贯正确”的形象，有意无意地把“犯错”与“犯规”混为一谈了。

    教室，本质上是师生共同传播文化探求真理交流思想的场所，而文化的传播，真理的探究，思想的交流，都不可能有“一贯正确”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犯错”“纠错”就应该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内容。所谓的“错”，就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的不一致性；在课堂讨论中，则既表现为回答问题没有达到命题涉及范围或程度等，又表现为问题的提出超出命题研究的范围程度和师生文化思想水平的实际。这完全属于认知的问题，表现的也只是人的智力因素的差异性；按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不应该有怕的理由。遗憾的是，我们不少教师，坚守“学高为师”的信条，总是以“一贯正确”自居，以获得知识文化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既可以挤兑了自己“犯错”的空间，又每每给“犯错”的学生挫败感。因此，为了不“犯错”，学生只好做教师忠实的听众了，教室也就成了知识移交的作坊，变成了一个个“教绩工程”的工地。

    为了“成绩”，师生都怕“犯错”，却无惧“犯规”。比如明明规定不能利用节假日补课，但是大家照补不误；即使从升学竞技意义上说，这也是类似跑步比赛的偷跑行为，是严重“犯规”。然而“法不罚众”，谁也没有“违规”的恐惧感，甚至就像闯红灯一样，被视为一种壮举。“犯规”，几乎不是认知上的问题，是非界限谁都一清二楚，但为了眼前的“方便”或“利益”，却放纵着人的懒惰贪欲等弱点。比如上课不能迟到，作业不能抄袭，考试不能作弊，这些谁都知道，可是为什么每每还是有人“犯规”呢？这样的问题，几乎与人的智力因素无关，问题只在人的品德，与人的习惯、态度、意志等非智力有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应该是“法制”的手段。

    可悲的是，在“犯规”的问题上，我们却热衷“德育”，每次考试之前，大会小会都要讲一大堆，考试作弊如何不好的大道理，就像讲反腐倡廉的大道理一样。有的教师，为一个学生迟到的事，也能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开一次主题班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迟到的还是迟到，就像腐败者照样腐败一样。之所以如此，可能就是对“犯规”的事，没有严格地按照“规矩”办，没能通过相应的机制，让“犯规”者，承担“犯规”的严重后果。如果学生迟到了，教师为了所谓的班级荣誉，帮助学生来“通融”有关的规则，如果学生作弊了，“成绩”确实上去了，教师却装作不知道；那么，学生“犯规”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刺激起来。如此“犯规”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占到不少便宜，那么，这些学生一旦当老板，自然会把偷税偷税弄虚作假等“犯规违法”，视为一种本领了。

    有的教师自己怕“犯错”，又不允许学生“犯错”，逼得学生像他一样，言不由衷，甚至口是心非。而当学生一旦“犯规”，教师先也耐心说服，接着便信口立法，以为可以威慑，结果学生“屡教不改”；这时，按照先前“口法”，又无法执行；不执行，又在客观上让“犯规”者见识了教师的“黔驴技穷”；最后，只好把这个“犯规”者视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差生”。于是一个“差生”就在如此地在不怕“犯规”的“教育”中“培养”出来了。殊不知，“犯规”不是认知的问题，讲大道理是无效的，有效的就是严格执法；试想，制作伪劣产品，就会被处罚倾家荡产，还有谁敢掺假。滑稽的是，有人“犯规”了，有话语权的人只喜欢不厌其烦地做“一贯正确”的“德育工作”，而放弃严肃无情的“法治”手段；结果“一个正确”的“特权”可以任意践踏法规，而为了获得“犯规”的“特权”，人人都热衷参与你死我活的权力“竞争”，而这种无视规则的“竞争”反过来又再次污染着社会的法治环境。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保障而处处都是“犯规”的社会里，谁能不感到可怕呢？